徐佐夏（1893年——1971年），字益甫，今本县稻庄镇徐楼村人，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医学博士，一级教授。

徐佐夏七岁入学读书，1913年9月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7年7月毕业后，到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当校医。1918年2月去济南省立医学专门学校任教。1920年春，以优异成绩被考送德国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提兵根大学和格来夫司瓦尔多大学学习。毕业后去柏林药理研究所任教研员。在此期间，他苦心孤诣，奋力探索，因研究药理精神独到，荣膺博士学位。

1924年，徐佐夏满怀发展我国医学事业的宏伟志愿回到祖国，在北平大学医学院任药理教授。他为了引进西方医药先进技术，加速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于1937年3月重返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正当徐佐夏致力于药理再探讨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不顾同事们的劝阻与挽留，毅然返回祖国，决心将医术贡献给抗日战争。当他到达青岛时，北平已沦陷。在被日伪铁蹄蹂躏的北平办医学院的同学、朋友请他去北平工作，徐佐夏以民族气节为重，拒绝了朋友们的邀请，立即设法越过日伪封锁线，奔赴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陕西，在西北大学医学院任教授兼院长。他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也被全国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所激动，曾率领学生三十余人，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到汉中进行抗日宣传。

1949年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劝徐佐夏去美国从事药学研究，台湾的一个美资制药厂也请他去台湾工作，并表示给予优惠的待遇，但徐佐夏不为金钱所动，决心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解放。

全国解放以后，徐佐夏报效祖国的愿望始得圆满实现。他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精神焕发，决心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奋斗终生。当他得知山东大学医学院因师资不足而发生困难的时候，他于1951年8月请求调到山东大学医学院任院长。在他的积极筹划下，该院又得新生。1956年，山东大学医学院独立为青岛医学院，他继任青岛医学院院长。

年近花甲的徐佐夏回到山东后，面对设备简陋、人才奇缺的现状，信心百倍，夜以继日地工作，除教学和处理日常繁忙的行政事务外，还抓紧时间编写教材和著书立说。他常年节假日从不休班，有时自己忙不过来，就让老伴和儿媳借假日和晚上时间替他抄查资料，誉写文章。尽管一家人为他的著述付出莫大代价，但每当他的著作出版、巨额稿费寄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他见学校科研费用不足，为替国家排忧解难，毅然将稿费全部交给教研组作为科研经费。由于他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身先士卒，一心扑在党的医学教育事业上，带领全院师生艰苦奋斗，青岛医学院越办越好，新的科研成果不断创出，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务人才。196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不负众望，更加奋发努力，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医学研究中不断有新的建树，于1963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生战线群英会。

晚年的徐佐夏，尽管体弱多病，但为振兴祖国医学的精力更加旺盛。他经常通宵达旦，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在科研中，他十分重视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带领药理科研人员加强对中药的研究，论证苏木对人体各系统的作用，松节油和甘草的解毒机制等。即使在十年动乱中被强加上各种莫须有罪名、残遭批斗、关进“牛棚”、剥夺参加科研权力的日子里，他仍念念不忘所担负的“口服避孕药”这一国家科研课题的研究进程。当他得知自己被关押的“牛棚”就在制药厂附近时，他高兴地说：“我的腿不好，不能常去制药厂，这下可好了，你们可以偷着背我去看看，在‘口服避孕药’的生产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暗地里给以指点，使问题得以及时解决。”然而，正当国内首创的“口服避孕药”进入大规模临床实验的关键时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徐佐夏，于1971年11月1日含冤去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山东省委于1979年为其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徐佐夏在医学教育岗位上辛勤工作了五十余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九三学社青岛分社副主任委员，青岛市政府副主席，中华医学学会山东分会副理事长，中华药典编委会委员，山东省科协常委，山东省医药学会理事长，青岛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徐佐夏终生致力于医药研究工作，专长药理学、药用植物学和毒理学。他的译著甚富。主要有：《药理学》、《毒理学》、《处方学》、《简明药理学实习》、《植物疗法》及《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试用教材》等，约计达123万多字。

本文作者：陈东亮

内容来源《广饶文史集粹》

编辑：马雪敏

编审：孙姗姗

监审：王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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