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这句话出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已经离世33年了，但这个结论依然有效。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或者说争论的是“文明”，毫无疑问，可以找出无数市场经济不那么文明的证据，但是哈耶克的文明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文明，而经济学意义上的文明无非是两件事：效率与分配。

从经济学的视角谈文明，离开了效率与分配，都是思政课下的刻板印象。

其实，这完全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数据就在那，数据是冰冷的，无言的，但数据背后是惊心动魄的历史。

1991年是北极熊解体的前一年，可以说是两种体制峰颠对决的一年。两大超级帝国都精疲力竭，决定胜负的是效率与分配。

1991年，前苏GDP总量约3万亿美元，美国近6万亿美元，增速前苏-9%，经济严重衰退； 美国-0.2%,轻度衰退。

但真正的差异是效率，低效决定了无限投资，债务增长，前苏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30-40，是典型的计划性资源浪费，资本产出效率递减； 国家意志下的国有企业没有竞争，自然缺乏创新动力，单位 GDP 能耗为美国的 2-3 倍，这就是哈耶克比较的视角：效率与资源配置。这个问题也同时样出在于今天的大国。

再看民生，如何表达出现在火得不得了的“为生民立命”，一群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的底层群体在为“万世开太平”，然而数据是没有感情的。

1991年，前苏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40%，美国约65%； 平均工资前苏约400美元，美国约2300美元； 当然，按大国学者的风范，也可以用本国实际购买力说事，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得出反向结论； 综合数据不支持，这一点与大国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说收入比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放在那了，社会保障支出占比放在那了，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放在那了，这种比较关系用实际购买力解释不了。

1991年前苏财政用于民生的占比30%-35%，美国50%-55%，这是因为低效，为了GDP而GDP牺牲了居民收入与福利，否则在对抗中将处于劣势。而1991年社会保障支出前苏约10%-15%，美国约18%-20%； 大国现在是3%左右。需要说明，这不能定义哪一种体制更注重“为生民立命”，但效率上不去，口号就成了毒鸡汤。

从税收上看，前苏也是高税制，略高于美国，税收在GDP的占比，前苏高达40-45%，美国25%-30%，而前苏的国库完全枯竭，为什么，还是效率与资源配置。

前苏也想通过产业政策做创新突围，但创新真正的驱动力来自市场，如果企业负担太重，成了寻租的对象，就不可能在科技创新领域做到“清场式的遥遥领先”，2019年，前苏研发投入高于美国，且侧重军事科技，占GDP 4%-5%； 美国以民用科技主导，约占 2.5%-3%。

创新的基础是百年育人，莫斯科国立大学全球排名80位，哈佛在前十名，这种差距是百年年轮，也是体制性的终极较量，曹德旺每年投5亿想打造中国的斯坦福，太理想主义了，没有《独立宝言》，又哪会有斯坦福。

前苏最强大的是军力，拥有2.8万枚核弹，美国1.1万枚，前苏军费占 GDP 比重约 15%-20%，远超美国的 5% 左右，那么，前苏败在了哪？

效率与分配， 在军备竞赛中彻底透支了国力，失去了民意。

我们现在要做的，诚如熊彼特所言：“经济学的本质是批判性的理解，而非意识形态的辩护。”以史为鉴，对抗不是拼投资，拼的是内生力，大国也要对效率与分配重新做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