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后，中国经历了四个王朝的更替，才终于宣告封建时代的彻底结束。这四个王朝中，有两个是由少数民族政权掌控中原建立的，其余两个则是汉人所创立。更为准确地说，明朝是一个以汉人为核心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宋朝则不应纳入其中，因为在其统治期间，辽和金的势力长期掌控着黄河以北的广大区域，并且辽和金被称作“朝”，而非“国”。对此，有人认为宋朝在文化上具备正统地位，尽管其实际统治的地域范围较为复杂。

那么，唐朝之后，究竟为何出现了这一历史局面呢？

实际上，唐朝之后，少数民族两度进入中原并建立王朝，并非从唐朝开始计数，而是应追溯至晋朝时期的“八王之乱”之后。公元291年3月，因内部权力争斗，西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八王之乱”。这一暴乱不仅重创了西晋的国力，也引发了将近三百年的动荡不安。

乱世之后，少数民族持续涌入中原，至公元304年，巴氐族创建了自己的汉政权，历史由此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进入了“五胡乱华”的时期，少数民族的势力逐渐在中原及中华王朝的历史中崭露头角。“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不仅对中原带来了动荡，同时也促成了文化和民族的广泛融合。特别是在北魏时期，拓跋氏皇帝的改革，成为了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推动了历史的重大进步。

这一融合的进程跨越了整个南北朝时期，看似短暂的时间段实际上从公元420年延续到589年，整整169年。在此期间，由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而成的“陇西集团”逐渐崭露头角，最终直接导致了隋朝和唐朝这两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尽管有些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但历史上隋朝的杨氏和唐朝的李氏，实质上都拥有少数民族的血统。

在唐朝时期，朝廷的政治氛围相对开放，广泛任用少数民族的官员，包括契丹、安息、铁勒、回饿、沙陀、靺鞨、于阗等诸多民族。唐代涌现出的宰相达369名，其中有24位是少数民族，比例高达7%。如安禄山、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白孝德、执失思力等，虽然不是宰相，但他们无疑都是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

这些情况足以显示，民族大融合在唐朝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为少数民族建立统一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才使得少数民族能够真正地掌握中原的政权。

文化的融合和经济的共同繁荣使得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深厚的联系。而使少数民族能够征服中原的，正是各民族生产力的普遍提升。在此背景下，蒙古族与后来的满族，虽然以游牧或渔猎为主，但相较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始终处于劣势。

生活在农业经济下的人们，享有更为安逸稳定的生活状态，性格相对温和，不易好斗；而以游牧和渔猎为生的民族，则常常经历游离不定的迁徙生活，这也保持了他们的“攻击性”。一旦生产力获得提升、武器发展，其他条件趋于成熟，游牧和渔猎民族便开始向外扩张，历史上形成了蒙古和清军南下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将蒙古和满族的南下归结于生产力的提升及其他条件的成熟呢？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作为佐证。宋朝时期，金朝曾数度进犯中原并长时间控制北方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但他们并没有趁势统一全国的决心和实力。海陵王完颜亮曾心怀统一的理想，然而到死也未能实现。

这与当时的种种条件尚不成熟、金朝的力量不足密切相关。相对而言，蒙古在征服南宋时，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最终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这一历史演变揭示了在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复杂的内外部条件和历史机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