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10月25日的早晨9时，东野的一封电报让主席感到有些不满。此时，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东野五大纵队联合攻破了锦州，范汉杰率领的1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被东野围困了五个月的长春，郑洞国带领的10万守军也投降了；而廖耀湘所率12万大军，在沈阳附近坚守不出，最终也被东野兵团团团围住，最终被歼灭已成定局。

然而，这时东野发来的这封电报，却让主席感到颇为不快。电报中提到了两件事情：首先，敌军已经占领了营口，而东野在辽南没有主力，只有一些地方武装；其次，廖耀湘的49军先头部队没有返回沈阳，而是转向台安以北，可能与东野的8纵发生交火，甚至有可能向营口撤退。

简而言之，电报的意思是：如果廖耀湘退往营口，东野可能无法成功堵住敌军的退路。想象一下，如果一直形成的“关门打狗”态势突然失去，任何指挥官都会感到愤怒。当天下午6时，主席亲自撰写了回电，对林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电报中写道：“你们事先完全没有预估敌人将营口作为退路之一，忽视了对营口的控制，导致52军部队于24日占领了营口，这是一个严重失误。”

主席指出，如果廖耀湘能够突破包围，与刘玉章的52军汇合，那么辽沈战役的局势很可能会发生变化。

幸运的是，东野刚刚组建不久的10纵，在梁兴初的指挥下，以2万人的力量成功挡住了廖耀湘兵团5倍兵力的多次猛攻，尤其是在黑山、大虎山防线成功抵抗，阻止了廖耀湘兵团从营口海上逃脱。然而，尽管东野成功击败了廖耀湘，7、8、9纵合围营口时，却依然被刘玉章给弄得措手不及。

10月31日，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的几艘登陆艇和1艘商船抵达营口，可惜因为潮水问题无法靠岸，刘玉章焦急地等待着。东野的9纵司令员詹才芳和政委李中权在没有等到7纵和8纵支援的情况下，提前发动了进攻。结果，刘玉章巧妙应对，造成东野9纵伤亡2000余人。

11月2日，东野9纵成功占领了营口，歼敌1.5万人，但刘玉章的52军依然有一万余人通过海上逃脱。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动员超过百万兵力的大规模决战，东野以7万人的伤亡代价（其中牺牲1.4万人）歼灭了47.2万敌军（其中毙伤5.68万人，俘虏32.43万人，起义或投诚9万人）。这场胜利标志着我军从数量上的优势到质量上的飞跃，从此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

然而，刘玉章52军的南撤，给日后的上海战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虽然华东野战军最终夺取了上海，但刘玉章和52军的残余力量再次死里逃生，这也显示出辽沈战役中敌人52军这一“漏网之鱼”所造成的长期威胁。

尽管如此，主席精心策划的“关门打狗”战略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攻克了锦州，还在辽西会战中一举歼灭了廖耀湘的兵团，摧毁了敌军引以为傲的“五大主力”中的两个，即新1军和新6军。

实际上，林总本有机会彻底消灭52军，因为52军隶属于廖耀湘的集团。在辽沈战役的初期，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共拥有六个军：潘裕昆的“新1军”、龙天武的“新3军”、李涛的“新6军”、郑庭笈的“49军”、刘玉章的“52军”以及向凤武的“71军”，另外还有4个独立旅，总兵力达到15万人。

然而，蒋介石指示廖耀湘组建“西进兵团”驰援锦州时，廖耀湘却有所保留，将刘玉章的52军近3万人留在了营口附近，显然是为可能的撤退做准备。结果，廖耀湘犹豫不决，最终导致自己被围困，而刘玉章则趁机成功逃脱。

52军能够在东野百万大军的包围中成功突围，足以让刘玉章自豪一生。虽然从营口撤出的仅仅是52军军部和25师的约1万余人，但林总为何没有及时堵住营口这一“漏洞”，也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刘玉章曾将营口的撤退比作“敦刻尔克”，但与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成功撤退的背景不同，52军的撤退之所以能够成功，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东野的战略眼光存在缺失，尤其是在营口问题上。尽管林总战术高超，但他对营口的漏洞估计不足，最终没有及时做出反应。

早在10月19日，东北局的高岗和参谋长伍修权就意识到营口存在问题，并建议林总派遣12纵及3个独立师抢占营口，切断敌人的退路。然而，林总并未采取行动，导致错失了良机。

第二，东野的机动兵力使用也有所短缺。虽然东野的兵力占优，但由于兵员结构不均，战斗力参差不齐，导致了在关键时刻的机动性不足。

第三，刘玉章的机智和灵活也是其成功逃脱的一个重要原因。刘玉章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勇猛，但他同样也非常狡猾，每当局势出现变化时，他总能迅速做出调整。

最后，追击敌军的9纵也因疏忽大意，未能彻底消灭52军，造成了后来的遗憾。

这场战役背后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决策的关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