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统计出城市居民中出家人的数量及城中寺庙的数量，我们便能大致了解唐代职业教徒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同时也能评估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成效。然而，我们目前掌握的唐代人口统计数据，却存在僧俗不分、城乡不别的问题，且登记与实际人口数脱节的现象在当时就已存在，这给我们深入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我们在统计全国在籍人口、职业教徒及寺庙数量时，并未区分城乡差异，以下提供的一些相关数据仅供我们从宏观上了解唐代教徒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

从总体来看，唐代出家人数的变化受国家政局稳定程度和统治者宗教政策的松紧影响较大，而与唐代人口增减的趋势并非总是同步的。

在唐朝初期，国家所掌握的编户人数相对较少。尽管当时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社会生产和人口增长，到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全国人口仅为12351681。至于出家人数，更加稀少，且在唐初的道士与女冠人数几乎没有相关历史记录。据僧籍记载，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大唐寺籍佛道二众不满七万”。

而在隋朝大业年间，全国在籍人口高达46019956，僧尼人数约为236,200。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隋末战乱及唐朝建国初期的局势动荡，导致大量道俗人口死亡或流亡。“自隋季道消，天下沦丧”，战乱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破坏，使得经济受到摧残，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恢复生产，严密控制人口，出家人数也因此受到限制。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便下令严查出家人数，防止一些人以出家为名逃避徭役。

尽管高祖未能实施此政策，但太宗继位后加强了对出家者的限制。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发布命令，对“私度”僧尼进行大规模清查，规定每个州的僧尼人数不超过三千，且严格审查出家者的德行与年纪。“务须精诚德业”，目的是通过限制出家人数来确保社会生产力的稳定。

经过高祖和太宗的改革，唐代迎来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经济逐渐回升，国家人口也开始稳步增长。到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在籍人口达到了380万到385万户，总人口约为1900万至1925万，僧尼人数约为6万。这一时期的出家人数与贞观时期基本持平，说明了当时的宗教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到了武则天末年，国家人口持续上升，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唐代人口达到了52919309，增长了四倍以上。随之而来的是，僧道人数也显著增加，到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全国僧道总数达到了127864人，较唐初有了大幅增长。

这段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为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并加强了边疆人口的收编与流民的安置。然而，宗教政策的变化也是影响僧道数量的重要因素。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佛教得到了极大的扶持，这促进了僧尼人数的增加；而玄宗则推崇道教，推动道教的繁荣。尽管支持道教，玄宗也并未压制佛教，这使得两大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发展。

然而，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一局面，唐朝由盛转衰，人口增长的势头也随之中断。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全国总人口降至16990386人。尽管人口大幅减少，但出家人数却没有随之下降，反而出现增长的趋势。这主要归因于朝廷实施的度牒政策，出家变得更加简便，许多人通过剃度逃避徭役与兵役。结果，出家人数急剧增加，甚至到了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全国“僧尼冒名非正度者”达到了70万人，而实际的僧道徒人数可能更高。

由于度牒政策的实施，许多人以不同的动机出家，导致了僧团质量的下降。一些假借出家之名逃避社会责任的人，涌入了僧道队伍。正因如此，教团的整体素质变得参差不齐，甚至在一些僧传中不乏违反戒律和国法的例子。这也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宗的法难事件对道教和佛教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许多僧人还俗，国家也从中获得了大量财产。然而，尽管朝廷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藩镇割据，部分地区并未完全遵从中央指令，佛教依旧得到了某些地方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政府统计的僧尼人数，仅包括有合法身份并居住在寺院中的僧侣，而那些未登记、行脚或私度的僧尼，并未纳入官方统计。因此，实际的僧尼数量远远超过了官方统计数字。

综上所述，通过比对各个时期的僧道徒数量和当时的总人口统计数据，我们能够获得一定的参考依据，尽管这些数据不完备，但对于研究唐代的宗教与社会人口结构仍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