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历经两千余年，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田赋不仅是古代国家财政的命脉，也在中华文明的孕育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到2006年我国才正式废止这一税制。田赋的主要形式为米麦等实物，且其征收方式长期以来是国家管理的一项重大任务。至于田赋的征收方式如何，以及它的征收效果如何，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的规模。在这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明朝的田赋征收制度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变革，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

在明代，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县（或称州），而县里的税粮主要来自农民。因此，农民的职责就是将自家粮食交至县府。理论上讲，每个县的税粮应由县官负责征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一个县的面积非常广阔，而明代的各个衙门人员配备有限，税粮的征收任务往往无法由县官亲自负责。因此，征收税粮的职责往往被委托给其他人来执行。

从秦汉时期起，税粮的征收通常是由政府委派的吏员来完成，这些吏员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公务员”，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权力不容小觑。然而，随着中唐以后的社会变迁，地主阶层的势力逐渐壮大，而政府的基层权力却日益削弱，税粮的征收开始从政府官员转变为民众代理，很多时候由民众代为执行。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国家处于动荡与重建的初期。此时，民间的税粮征收多由“揽纳户”完成。那么，“揽纳户”到底是什么呢？在正常情况下，税粮应由民户直接缴纳，但由于某些民众不懂得如何上交，或是嫌路途遥远，或因不了解相关的税务条例，他们会委托他人代为缴纳，而这些代为缴税的人就被称为“揽纳户”。不过，揽纳户并非毫无利益可得，他们收取高额的代缴费用，有时费用甚至超过了民户本应缴纳的税额。此外，一些揽纳户甚至会滥用职权，私吞民户的税粮，并且不按时交给官府。揽纳户通常是一些地主或者大户，民众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维权，只能敢怒不敢言。

朱元璋自己是从农民起家，对小民的疾苦深有感触，他也深知这一制度对百姓的压迫。为了改革这一弊端，朱元璋推行了粮长制。根据这一制度，任何一个征收税粮达到一万石的地区，都要设立一个“粮区”，并选派一位粮长负责。粮长通常由当地的大户担任。每年，粮长和官员一同前往京城，向皇帝请安，领取一份“勘合文册”，以证明其征粮资格。粮长带着这一凭证，负责指导当地百姓缴纳税粮，征得的粮食由粮长负责运输至指定地点。在此过程中，粮长不得欺压百姓，不得索取不正当利益。朱元璋对粮长的管理非常严格，凡是粮长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的，必将受到严惩。尽管粮长制度存在不少问题，但相较于此前的征税方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县级单位作为最低行政区划，面积过大，县官往往无法兼顾所有事务。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管理，明朝实施了里甲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将一个县中的百户民众划分为若干个“里”，每个里由一名富户担任里长，而剩余的百户则分为多个“甲”，每个甲由十一户组成。每年，里甲中的十一户要轮流负责征税。县官会先将征税额摊派给每个里，并规定每一户的具体负担。由当年轮值的十一户负责催缴其他家庭的税粮。如果征粮不足，或者有家庭逃税，最终由值班的十一户补上不足部分。若设有粮长的地区，粮长则负责监督并催促各甲家按时缴纳税粮。可以看出，里甲制度不仅是明朝税务征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基层治理体系的基础。

尽管田赋的主要形式是实物，但运输和贮存这些实物十分不便，而且官府有时并不需要粮食，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允许民众以其他物品如绢丝代替粮食缴纳田赋，这种形式被称为“折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逐渐成为交易中的普遍等价物，甚至开始逐步取代米麦等实物作为田赋的缴纳形式。

在明朝万历年间，政治家张居正见证了田赋折银的趋势，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根据这一改革，原本需要缴纳四石粮食的地主，现在只需缴纳一两白银即可。田赋折银的实施使得缴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众不再依赖粮长或里甲长代为征税，而是可以直接将白银带至官府指定的“投柜”处自封交纳。每户会收到一份明晰的“易知由单”，上面清楚写明每户应缴纳的银两。民众将银两包好，连同详细信息一同投递到指定的柜子里，柜旁有专门人员负责监督，确保整个过程的安全和公正。

在这一系列制度改革中，明代的里甲制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而税制改革也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征税方式，为现代社会的税务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栾成显：《明代黄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