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上有一个现象十分有趣，有一种人，他们不是官，甚至连国家的正式编制都没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合同工”。但是，这些官手下的办事人员能量巨大，在官场乃至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的甚至操纵权柄，公然挟制当道，这些人就是胥吏。

清代，胥吏就是各级官衙中掌理案牍、钱财、刑名以及为官员出谋划策的小吏。从京师到外省，这个阶层遍布清代各个行政机关。以京吏为例，仅户部衙门就有一千余人，这些胥吏在官场上十分活跃，对于清代政治的运作有着想当重要的影响。

晚清时期，胥吏的影响十分恶劣，长期盘踞在衙门的胥吏们勾结起来，连行政长官也奈何不了。他们甚至可以把长官的乌纱帽弄丢。其主要表现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诈勒索、挟制长官等，不一而足。因此，胥吏素有“蠹吏”、“衙蠹”、“书蠹”之称。

胥吏弄权是清代的一大弊政。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总是要调动的，胥吏们则长期盘踞衙门，加上熟悉地方情况，因而往往不怕违逆现任官员的主张而敢于公然对抗。有人会问，清代的官员难道就那么无能吗？的确，清代的大多数官员确实是无能。

虽然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拨了一批社会精英分子，可是他们所读的圣人经典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寒窗苦读数十年的为官者，对地方政务一窍不通，对钱粮、刑名之事不胜其烦，只能依赖这些胥吏才能治理地方。

再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对于这些文书，科举出身的官员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四书五经。尤其是清代处理刑名等事，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需谙熟繁多、灵活的“例”，对于这些律例，官员们就极为生疏，他们倾尽青春之力所学的知识竟然与社会实践完全脱节，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就不能不听从胥吏的摆布。清代历朝统治者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弊端，可是始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就连铁腕皇帝雍正对此也是徒呼奈何。

嘉庆皇帝曾在一次谕旨中提到官员不熟悉律例而受制于书吏的情况：“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而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与其所为之弊窦。”尽管嘉庆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过过嘴瘾。

因为胥吏实权在握，常常肆无忌惮，放手作奸犯科，大肆索贿纳贿。他们的口号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中央六部衙门为例，六部书吏权力极大，人称“无异宰相之柄”。

因各部所管公务不同，书吏索贿便各有特点。户部书吏被公认为各衙门之首，书办胥吏最富者也首推户部。按例军费报销得经户部，晚清时期内外战争频繁，报销数字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千万。凡是报销一案，实际上先是户部书吏与地方督抚谈好贿赂数字，双方同意，则报销顺利。否则，往返辩驳长达数年不能报销。

户部官员甚至作为堂官的尚书、侍郎也染指分肥。此事在官场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封爵拜相、坐镇一方的封建大吏与中兴功臣，也不得不放下架子通过贿赂渠道结好户部书吏而达到捍卫自己地方利益的目的。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报销剿捻军费，曾国藩、李鸿章共报三千多万两，事前让布政使李宗羲前去户部同书吏活动，谈妥贿赂数字八万两。但是，朝廷为了关照功臣，所批上谕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意思是说，不用户部再做审核，全部报销。

虽然上谕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曾国藩还是给书吏献上了八万贿银，这就是曾国藩老于仕宦之处。其实，这也是没办法，他知道必须要结好户部书吏，为日后修桥铺路。在胥吏面前，就连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得如此小心谨慎，其他官员的艰难就更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