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帝国」，什么是「国家」？这个问题很复杂，去年欧立德（MarkC.Elliott）教授到复旦大学来，就讲了「传统中国作为帝国」，他分析了帝国概念和中国历史，他认为只有清代算是帝国。

至于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先不管他，我们先回顾历史。我想简单地说，中国作为一个在文化上有延续性，政治上大体上有同一性的帝国，其实两千多年前就确立起来了，咱们常常说「秦皇汉武」，确实是在他们的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

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货殖列传》里面，「汉兴海内为一」一句以下说的，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

尽管此后的中古时期，中国也经历战乱与分裂，诸多民族交融杂糅，各族首领互相嬗代，但一直到隋唐，中国仍然保持着一个对东亚具有笼罩性，对域内各个种族有控制力的大帝国。

中古时期，作为一个帝国的中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1）尽管边缘常常变动，但中央区域却相对稳定，形成一个具有基本疆域的政治、民族与文化区域，也构成了一个历史世界。

（2）尽管有「征服王朝」或「异民族统治」时代（如南北朝、五代），异族文化不断地叠加进入，汉族为主的文化也不断地凝固划界，以汉族文化为主干的文化传统始终在这里延续，构成明确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流，因此它也是一个共同体。

（3）无论哪一个王朝建立，它们都自认为「中国」，也把王朝的合法性纳入中国传统的观念世界（如五行、如正朔，如服色），二十四史、通鉴、十通等等汉文史籍，也反过来在文化上强化了这种连续性的国家观念。

（4）传统文化中自我中心想像的「天下观念」与依靠礼仪衣冠维持的「伦理秩序」，也增强了中国君主、大臣、知识人、民众心目中的「国家」意识。

为什么要说中国是一个大帝国？因为，你要看到，汉、唐之间的千年里面，在一般观念世界里，不太有「外国」意识，也不太有「国际」秩序。

疆域在逐渐扩大，民族也相当复杂。但是，这都是「中国」，尽管历史上，周边有匈奴，有鲜卑、有突厥、有吐蕃和沙陀，有种种可以抗衡这个帝国的异族力量，但总的来说，汉唐时代的观念世界里面，还不是真的有对等的「敌国」，更没有若干个「外国」，它仿佛笼罩「天下」。

可是到宋代，澶渊之盟以后，中国和他的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朝中国和唐朝中国大大不一样。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愈来愈觉得大帝国是无法维持的，多民族是无法控制的，北宋的晁以道就说，夷狄自有盛衰，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你是你，我是我。

北宋人特别爱检讨唐五代的历史，因为唐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楷模，杨联升讲的「朝代间的比赛」，宋代虽然老要说唐代，但是心里明白，不可能「尽复汉唐故地」，那只是陆游做梦的时候想像的，写诗可以，真的一点儿可能都没有。

所以宋代人就一再说，中国和夷狄，是两回事，井水不犯河水，很自然，像范祖禹，就是帮着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人，他自己写了一本《唐鉴》，就说唐朝管得太宽，其实华夷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你「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必呢？唐朝李世民好大喜功，「云南只是随口封了，欲其为一，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只不过是「崇虚名而受实弊」。

比他更早，在澶渊之盟前两年的咸平5年（1002），就有一个叫张知白的人给宋真宗上书说，虽然戎狄贪暴好杀，但也是「天地之一气，与中国绝异」，这就开始承认夷狄，不打算融合他们了，他说，「京师为阳，而诸夏为阴，盖取诸内外之义也」，有了内外之别，所以从宋代起，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多国的国际环境中，自己开始收缩一个疆域有限、民族单一、认同明确的「中国」。

先说南方

传说宋太祖曾经看地图，拿起玉斧来比划，说大渡河以南的云南一片我统统不管了，所以，原本唐代还是中国的云南南诏，到宋代就变成外国了。

这个传说有没有根据？还是有的，宋代建立之初，对于云南只是随口封了一个王，辛怡显《云南至道录》里面引用官方册封文书就说，让云南王（诺驱），「统辖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把异族的麻烦就扫地出门了。而且，真宗还颁布诏令（1009），约束边界上的军民，不要越过大渡河去滋事，「下诏戒敕，勿使相侵扰，又诏，边臣不得辄入溪洞，邀功生事」。

同样在南方的南越，原本在宋太宗太平兴国5年（980）的时候，就曾经借交州丁氏内乱，派出侯仁宝等率军，想把这块地方收归大宋，传为王禹偁所撰的劝降书曾经用身体作为比喻，说中国四周的蛮夷就像人身上的四肢，虽然南越只是一个指头，但是一旦有毛病，也很麻烦，中国应当化蛮夷为中华，所以不得不去平定，如果他听从文明那么就原谅他，如果他反抗就要讨伐他。

但是，随着第二年（981）侯仁宝征伐交州失利，自己也兵败被杀，南越的黎桓建立起前黎朝（980-1009），一面自称「明干应运神武升平至仁广孝皇帝」，一面派遣使者到大宋来通好，这时，忙于应付北边契丹的宋太宗，也只好承认南越独立，黎氏当国的事实。

虽然后来黎氏王朝只有30年，被李公蕴推翻，但是南越独立成为事实，到了宋孝宗隆兴2年（1164），承认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安南」便成为这个国家的国名。

再看北方

宋太宗曾经想打到幽州，收复汉唐故地，可是屡战屡败呀，所以只好算了。那时有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澶渊之盟」以前的咸平2年（999），就有一个叫朱台符的人说了，「北方之国，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致」，他承认蛮夷「真中国之雄敌也」，建议干脆和辽国恢复以前的盟约。

到了11世纪「澶渊之盟」以后，宋代人更加清楚，自己无法控制这么大的疆域和这么多的民族，所以干脆算了。有个澶渊之盟的誓约管着，宋和辽可以很长时间相安无事。

比如，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要去祭祀泰山，皇帝出动，要有六军相随，「恐契丹不察，妄生猜疑」就是怕辽国紧张，造成麻烦，就派了孙奭去通告，辽国就回书说，我们有誓约，没有问题。

宋仁宗庆历2年，富弼和符惟忠讨论边疆的问题，就说根据澶渊的誓约，「两地不得相侵，缘边各守疆界」，还说「誓书之外，一无所求，期在久要，弗违先志」，而辽国那边也同样尊重誓约条文，说两国在景德元年有约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只是不让人民过多往来，也不允许中国的人、物、书籍随便出境。

有一则资料特别有意思。《宋会要辑稿》记载，皇佑4年（1052），宋仁宗下诏让学士院讨论北宋与大辽之间往来国书。一般来说，「国书」的措辞，应当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当时，辽国文书中自称「北朝」，而把宋国称为「南朝」，但是，宋朝的官员经过认真讨论后，认为「自先帝（宋真宗）讲和以来，国书有定式，不可轻许之。

其后复有书，乃称『契丹』如故」。这表明，当时在汉唐延续下来的这块土地上，已经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称南朝、北朝），改成「一边一国」（要求各自称呼「大宋」和「大契丹」）了。

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从11世纪初的澶渊之盟（1004），到宋仁宗庆历时代（1041-1048），大概四五十年间，在皇帝和大臣中间就逐渐成了共识。

和唐代很不一样，宋代人不能不承认，对面那个契丹很厉害，庆历3年（1043）韩琦〈论备边御七事奏〉里面就向皇帝说，「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特别是文化上面，它也渐渐进步，他说，契丹和汉代的匈奴、中古的鲜卑、唐代的突厥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

再看西方

「千里黄沙，本非华土」，说的是西夏就是今天宁夏甘肃一带。宋代对于西边儿，很早虽然有志打通，但很快也就放弃了。宋太宗至道3年（997），宋朝内部就有争论，刘综认为，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是「咽喉要冲」，不能放弃，但是，李至则主张「蛰手断腕」，放弃灵州。

宋真宗咸平3年（1000），有名的诗人杨亿，也建议放弃灵武一带，「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还说，你不要老觉得，放弃土地这是丧权辱国，如果「必以失地为言，即幽蓟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为？」。

宋初的几十年里，北宋和西夏之间，战战和和，打打停停，一直到了庆历5年（1045，正月23日），宋朝终于和西夏订立了誓约，里面还是宋辽誓约里面说的这些话，宋代官方还三令五申，「约束当职官吏，沿边守把人等，各守疆界，不得擅入夏国地分侵掠，及不得收接投来人口，致别生事」。

一直到宋神宗初年（1068），有一个叫种谔的武官想邀功，带兵进入西夏边界，动员横山一带的土豪带着族人归顺大宋，结果宋朝的大臣像有名的郑獬、刘述、杨绘，都纷纷批评这种惹是生非的举动，说「中国以信义抚四夷，既约束边臣无得生事，诏墨未干，而夺其地，信义俱弃，其曲在我」，「有违誓诏，为国生事」，「失信于戎狄，生起边事」。而司马光、富弼等人也赞同这种意见。

所以，我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在国际环境、领土边界、贸易经济、国民认同各个方面，有了初步的、类似近代的「国家」意识：

（1）辽、西夏、金、蒙古相继存在，对等「敌国」的意识已经形成，

《宋史》第一次区分《外国传》和《蛮夷传》，说明已经有一个内外分明的「国际」。

（2）有了「界」的观念，各自「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说明政治上有了明确的边界意识和领土观念。

（3）「边市」与「市舶司」现象的出现，说明经济有了国家界限；而图书进出口的限制，说明文化也有了国家界限。

（4）宋代著名的「国是」观念，以及对异族和异文化的拒绝，和对本土文化的强化，已经渐渐形成了近世的国家与认同。

正如张广达先生比较「契丹」与「宋」的国家意识时所说的，宋朝从此主动放弃了大渡河外的云南，也告别了西域，西部边界退到秦州（甘肃东南天水），西域开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见赵匡胤追求的是巩固自我划定界限的王朝」。只要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就知道，这个时代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

现代学术界，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唐宋变革论」，强调唐代是传统时代，而宋代是中国的近世？不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提出这一论断，中国的傅斯年、陈寅恪、钱穆、傅乐成，也都有类似看法。

宋代之所以成为「近世」，除了城市与市民的兴起、贵族衰落与皇权专制、科举、士绅、乡里社会的形成，以及文学艺术的风格变化等等这些宋代新因素之外，「国家」本身也是所谓「近世」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会强调，宋代是「中国」意识形成的关键时代。

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虽然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好像还在，但是实际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在观念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像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像世界中的自我安慰；

（2）在政治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

（3）在思想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像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