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时候，开始几乎所有人都不服从，就连太子都带头犯法，为了强行推进变法，商鞅不得不治太子的罪。

但太子是储君，古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怎么办呢，于是商鞅便惩治了他的师傅。

那么太子到底犯了什么法？

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当时太子封地的农民给太子上交粮食，被人偷换成沙子，太子一怒之下杀了送粮的农民。

太子不经过官府，私自杀了人，当然属于犯法了。

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一是农民被人陷害，太子会不问青红皂白？二是即便农民送来的是沙子，也不至于就该杀。三是就算太子因此而杀了人，这触犯的也是旧法，不是商鞅的新法。在商鞅变法前秦国也不是没有法律，那法律就规定太子可以随便杀人？以此而治太子的罪，与商鞅的变法有何关系？并不能令人信服新法而有利于新法的推行。

真实情况是商鞅利用太子犯法事件，通过惩治太子的老师，来震慑民众，从而达到强力推行新法的目的。

这其实和他立杆取信的手腕如出一辙。

因为商鞅只身一人跑到秦国搞变法的时候，全国也仅有一人支持他变法。

而对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秦孝公心里也没底。

这就看商鞅的手段了，光有“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精神是不够的。

商鞅是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推进他的变法的。

首先论战于朝堂，使甘龙、杜挚等保守派屈服，其次通过立杆取信，让广大民众相信，然后才开始推行新法。

但新法能否顺利地实施，还需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用强力加以推行。

这就需要一个典型案例，太子犯法便是一个绝佳的典型案例。

因为商鞅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仅“废除世卿世禄”一条就让贵族们不爽，从此即使贵为宗室，没有军功也得不到爵位，这让那些躺平了享福的贵族如何受得了？

因此他们百般挑剔说新法不好。商鞅要想将新法推行下去，就得治他们的罪，然而法不责众，几乎所有的贵族都是反对的，又该去治谁的罪呢？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肯定要先拿最大的贵族来开刀。

最大的贵族是谁，那就是君主的庶兄、太子的师傅公子虔。注意：公子虔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他前面的这两个头衔，要不是君主的庶兄、太子的师傅，他算什么呀？

君主是支持变法的，君主肯定不能犯法，那么只能让太子犯法了。

于是说太子犯法了，但太子是储君，不便治罪，因此治他老师的罪。

连太子犯法都要治罪，何况他人？这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由来。

于是广大民众就只好乖乖地服从新法。

所以，所谓太子犯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据考察史料，商鞅变法的时候，太子方为婴儿，根本不可能去犯法。

另一种说法是秦孝公和商鞅决定迁都咸阳，而太子反对迁都，不肯迁都，于是犯法。

这种说法倒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商鞅变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削弱贵族的权利，而旧的都城向来是旧贵族盘根错节的地方，通过迁都往往可以大大地削弱传统高门大族的势力。

而秦迁都咸阳的时候，太子也正值冲龄，倒不是说他此时就如此有见识而固执己见，而是他这时最容易受到别人的裹挟。

既然他的师傅是旧贵族公子虔、公孙贾，是传统势力的代表，他们为了维护他们既得权势，必然反对迁都，势必会对太子进行影响。

太子实际上被身边的这些人包围，因而被当成了反对新法、即反对迁都的旗帜。

商鞅迁都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新法，太子出而阻挠，自然属于犯法，于是就得治太子的罪。

但是不能直接施刑于太子，理由同上，那么就惩治他的幕后推手，也即真正的犯法者。

这才割了他师傅公子虔的鼻子。这样的威慑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因而新法才能够顺利实施，秦国也才能实现迁都之举。

所以纵观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自始至终太子都是无辜的，他根本没有去犯什么法，而是被保守派和改革派两面当枪使，其实是够冤枉的。

因此太子犯法一事，其实跟立木取信一样，都是商鞅变法过程中推行新法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和作用是一样的。

只不过立杆取信是从赏的层面出发，用金钱、物质、军功、爵位来奖励那些服从新法的人，从而使民信服，乐于服从法律。

而太子犯法则是从罚的层面出发，用律法、刑法、严刑峻法来惩治那些不服从新法的人，从而使民之所敬畏，不得不服从于商鞅之法。

这就是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的关键，从正反两方面，赏罚必行，恩威并重，新法才得以顺利实施。

正是因为商鞅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获得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老百姓始终是弱势群体，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他们又如何能够斗得过贵族，那受欺负压迫的永远是老百姓了。

因此，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越是支持商鞅的变法。这才有在秦国“妇女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局面的出现。

秦国依靠商鞅的新法，最终实现富国强兵，这不能不归结到商鞅变法的手段高明，如果不是这样，有再好的新法也难于推行下去，势必弄到虎头蛇尾。

此后中国历史上数次有名的变法，不都是因为手法拙劣而半途而废了吗？难道是因为他们变法的内容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