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建立了“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此后该研究室由费孝通领导。1940年10月，因昆明遭受轰炸，社会学研究室被迁往昆明城郊呈贡的魁星阁内。直至1945年9月，社会学研究室才被迁入云南大学东陆校区。1940年至1945年，社会学研究室在魁星阁的5年，被学术界称为“魁阁”时期。

文献剧“费孝通的魁阁时代”在昆明演出 云报全媒体记者 王毅 摄

对社会学而言，我们可以通过重温社会学“魁阁”研究的传统，从学科传统中寻找知识生产的方向。基于此，我们尚需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何谓社会学“魁阁”研究传统？二是，如何赓续社会学“魁阁”研究传统？

社会学“魁阁”研究传统

扎根田野，从实求知。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魁阁”学术集团扎根田野，通过自身的学术实践，为社会学开创了扎根田野，从实求知的研究传统。1940年至1945年，“魁阁”学术集团调查了禄村、易村、玉村、尾村等农村社区，以及诸如昆明的劳工问题。立足田野调查，“魁阁”学术集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禄村农田》（费孝通）、《玉村农业和商业》与《易村手工业》（张之毅）、《昆厂劳工》（史国衡）、《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等。

受江村不足以反映整个中国农民生活状况批评的刺激（江村受西方工商业的影响较深，土地权集中在少数离地的地主手中），费孝通试图通过类型比较的方法，了解中国农村的整体状况。因此，在《禄村农田》与其学生张之毅的《玉村农业和商业》和《易村手工业》3本书中，费、张两人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探讨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与江村不同，云南3个村庄的土地制度是以在地的小土地所有者为主、人多地少且拥有较多的闲置劳力。费、张两人对内地农村的如上认识，是通过对乡村的实地调查而获取的。“魁阁”时期的社会学前辈，深入乡村、工厂等田野点，试图从研究对象那里，寻求社会学的知识。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辨，也不同于立足书本获取知识的方式，而是扎根田野，从实求知。

注重功用，服务国家。除从田野中寻求社会学知识外，“魁阁”学术集团所生产的知识亦具有功用性。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正在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社会各阶层都在为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而努力。作为智识阶层的“魁阁”学术集团，虽未前往抗日的战场上，却致力于运用他们所学的知识，为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做知识层面的准备。

费孝通承继江村的土地制度话题，对受现代工商业影响尚浅的云南3个村庄（禄村、易村与玉村）进行类型比较的研究，试图了解当时中国乡村的土地、劳力、生计等状况。史国衡在《昆厂劳工》一书中，立足新式工业和旧有农业两个社会文化背景相异的系统，分析战时内地工厂的劳工问题。费孝通、史国衡等“魁阁”成员，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自身的学术使命，为战后中国乡村的土地改革与经济改造、城市的工业建设等提供学理的依据。

尊重他者，团结协作。以费孝通为首的“魁阁”学术集团能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尊重年轻人的想法与注重团队成员间的协作。“中国教师的老传统是傲慢、教条、不接受批评，垄断自己的理论和材料。”师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费孝通，将英国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带到魁阁。在“魁阁”成员（大多为西南联大刚毕业的学生，如张之毅、史国衡等）中，采取“席明纳”的方式定期展开讨论，鼓励年轻人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议题。

此外，“魁阁”学术集团选取了诸多的田野点，主要有禄村、易村、玉村、那木寨、昆厂等“九村两厂”。他们所关切的主题也较为众多，涵括土地制度、社会结构、劳工、边民的宗教生活等方面。诸多的田野点与众多的研究主题，不可能由某个研究者独自完成。而“魁阁”学术集团采取“一人一个田野点”或“多人一个田野点”的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了诸多田野点与众多主题的研究。

至此，“魁阁”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向我们展现了3种学科传统：一是扎根田野，从实求知；二是注重功用，服务国家；三是尊重他者，团结协作。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学术前辈留下的学术遗产，我们仍可以从中汲取营养，进而把握新时代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方向。

赓续社会学“魁阁”研究传统

“魁阁”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中国的现代化紧密相连，“魁阁”学术集团致力于为战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前期的知识基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发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始终也不应脱离现代化的议题。因此，社会学研究者须赓续“魁阁”研究的传统：生产真知，服务人民；包容开放，学科互鉴。

生产真知，服务人民。“魁阁”时期的社会学前辈采取“扎根田野，从实求知”的方式进行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迫于时局，他们所生产的知识又具有功用性，即为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服务。因此，真正的社会学知识也应具有两个方面的意涵：一是知识源自实地，二是知识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功用性。

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自其被引入中国始，就面临中国化的问题。何谓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如是阐述“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魁阁”时期的社会学实地研究，是在吴文藻这一“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下开展的，很好地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中国具有丰富的经验现象，理论与事实糅合的社会学研究，才具有中国特色。如今，社会学仍处在中国化的进程中，社会现象也变得日益复杂。社会学研究者如何恰当地认识现今的中国社会，仍离不开实地的田野研究。

此外，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并非为生产而生产，而是服务人民。在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社会学研究者仍可以扎根田野，提前了解乡村、民族的社会结构。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取社会学知识，为党制定大政方针提供学理的依据，进而实现“研究在前，政策在后”的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因此，新时代的社会学研究者更应以人民为导向，生产与人民真实的社会境况相吻合的知识，最终造福人民。

包容开放，学科互鉴。“魁阁”学术集团能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离不开“尊重他者，团结协作”的氛围。张之毅、史国衡等“魁阁”成员，大多为西南联大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成长离不开费孝通在“魁阁”时期的培养。“魁阁”盛行自由讨论的风气，年轻人与老师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自由发言，相互激发。

与“魁阁”时期的社会境况不同，新时代的社会学所要认识的社会现象更具复杂性。新时代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认识与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单靠社会学的知识是不够的，需要融合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生态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学科互鉴，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

作者 刘兴旺 梁艳（作者分别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何丹

责任校对 杨飏

主编 林舒佳

终审 编委 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