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数量非常多，类型也众多，。《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主要从才、貌、智、德等方面加以表现，而作为女性的个体情感欲求则基本没有表现。三国女性的形象可以说各具特色，或者以容貌出众，国色天香，沉鱼落雁，如紹蝶、甄氏、二乔；或者以才闻名，智谋过人，如诸葛亮之妻黄氏、魏国辛宪英；有的性格刚烈惊人，如魏国夏侯女，蜀国刘谌之妻；有的是道德楷模，如以徐庶之母为代表的烈母形象；还有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奇女子，如命运坎柯的一代才女蔡文姬，为夫报仇的复仇女神江东吴氏等等。三国中的女性形象，身份范围涵盖了从宫廷女性到诸侯贵妇再到普通民妇，形象特征涵盖了美女、才女、奇女子等多种类型。总体看来，三国女性形象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丽

美女总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在《三国演义》中，很多女性形象都是美女，容貌美丽是她们的共同特征，倾国倾城更是她们的过人之处。正是因为美丽，她们才有了足够的审美价值和利用价值，如被用做美人计智除董卓的著名美女紹蝶；因美貌和地位而被东吴用做美人计与刘备争夺荆州的孙夫人；因美丽惊人而被曹作为战利品纳为己有，后来成为皇后的三国传奇美女藤氏等。

美女与政治，一直都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在三国这个崇尚智谋、充满了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时代，美女与政治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们的审美价值高，因为她们在各方利益的角逐中能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被作者放置于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中，就显得格外突出。

二、智谋

《三国演义》是一部充满了斗智斗勇的精彩描写的政治军事小说，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都是带着尚智尚德的写作观，这种尚智的写作倾向在书中随处可见，而女性形象作为小说的一部分，更是充分体现了智谋的形象特征。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后宫女性旳激烈的政治斗争，两相对比，更显智谋之重要，用智谋者获胜，无谋略者则落得悲惨结局，如汉末何皇后与董太后的权力争斗，因自身缺乏智谋远见结果落得个两败俱伤的悲惨结局，再如魏国郭女王与甄皇后的争宠争斗，详见下文分析；三国女性富有智谋的形象特征第二个表现是，女性能够在各方利益的角逐中充分运用她们特有的智慧和谋略巧妙的周旋其中，充分体现出女性的聪明才智，如智除董卓的紹婢，为夫复仇的徐氏；第三就是，女性出色的政治智谋，如具有高度的政治洞察力的辛宪英，诸葛亮之妻黄氏，以及帮助曹玉登上太子位的郭女王等等。

三、道德化

三国中的不少女性形象都具有完美的道德，理想的人格，为了大局为了大义甘愿牺牲个人，尤其表现在那些深明大义、为正义而慷慨赴死的烈母形象，如徐庶之母、王经之母、赵月之母，她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崇高的人格，她们鼓励自己的儿子为义而行，为义赴难，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成为道德的措模。这样的母亲形象是与作者崇尚道德的写作宗旨相吻合的，这些形象所表现出的母爱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和道德化。

作者的女性观——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观

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有着漫长的成书过程，集官方正史、民间说书、文人加工等于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积淀，它表现出的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心理。小说主旨遵循的是儒家正统思想，所以小说的女性观依然是正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占主导，小说中各种女性形象都渗透了男主女从的价值观，有些方面也有民间思想观念的渗入。作者的女性观主要体现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性格和命运中。

一、男主女从观

在《三国演义》中，无论女性的身份地位是后宫女性还是诸侯女性，还是身处底层的普通女性，女性在各方面都受到男性的支配和主宰，尤其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女性的婚姻上。这种男主女从观是父权社会等级制度下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女性不管是在自身的命运选择上，还是在婚姻的缔结中，基本上都是毫无发言权，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只能秉承父兄权威之命。

这首先表现在女性的婚姻上，女性的婚姻被利用为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如紹婢听从主人王允之计，为了政治大计牺牲个人情感，冒着失节之污身事两男，周旋其中，最终完成政治使命；东吴为了夺取荆州，利用孙夫人施美人计，孙夫人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嫁给刘备，在孙刘双方的利益斗争中最终郁郁而终；曹操为了攻破冀州安抚袁谭，让其子曹整与袁谭之女结亲，当得知袁谭背约，大怒，立刻将其女遣还；刘备的糜夫人，实则是糜夫人之兄糜竺作为政治投资的资本。诸如此类，我们看到，三国中的女性婚姻几乎都是具有政治目的的，皆非出于女性意愿。

男主女从观的第二个表现是，三国女性在个人命运上无法自我把握，女性的命运以男性的意志为转移，由此造成她们的各种人生悲剧。这些女性首先包括那些无罪被杀、无罪受罚的后宫女性，如汉献帝的伏皇后、董贵妃，因家人参与谋杀曹操一事失败而无辜被杀，汉少帝的唐妃因权臣董卓要鸦杀汉少帝便无辜地做了狗葬品；魏帝曹芳的毛皇后，因为失宠，仅因一句“昨日游宴北园，承乎？”便被曹芳赐死。其次就是那些惨遭杀戮的败将之妻：袁谭、马超、马腾、公孙晃之妻均在丈夫兵败后被敌人残酷的杀死，公孙谱、北地王刘谌先杀妻子然后自杀；败将之母也难逃杀戮：董卓倒台后，他的老母年九十，“乞脱死’’，也遭斩首。在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在敌对的阵营看来，妇女就是泄愤的工具。而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也处于极其低下的地位，动辄成为男权霸权发泄的对象，如蜀汉的刘琰之妻胡氏，进宫数月，刘琰便无端怀疑妻子与后主有私，对她痛施家庭暴力，“履挞其面，几死复苏”。可见女性的地位是何等低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庸，没有任何发言权，也无力反抗，完全处于非自主的存在状态。

第三，就是那些在危难之际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女性，典型代表就是刘备之妻，跟随他颠沛流离一生，而每次刘备被敌军追赶到危急时刻便只顾自己逃命弃妻而去，妻子对于男人来说就是可以随意抛弃的物品。足见女性地位之低下。

二、女人工具观

在男权的主导下，女人往往难逃被男权用作工具的悲惨命运。三国中的女性，或是用做政治联姻、政治斗争的工具，典型代表形象就是被用作美人计的紹蜱、被用来争夺荆州的孙夫人，以及那些完全不能自主，被父亲用作政治联姻工具的诸侯之女，如吕布之女、袁谭之女。吕布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徐州，打算与袁术结亲以对抗曹操，欲把女儿送到袁术处成亲，但由于他的反复无常，反复几次结亲未成，最终袁术父子丧命，她连夫君的面都没见便成了望门寡。女性对于自己的命运没有丝毫发言权，只不过是父亲权威下的一个小小工具。或者是统治者用来笼络人才的工具，如曹操为将关羽收为己用，多次送美女黄金以打动其心；或者是战争获胜后男人随意享用的工具，如官渡之战后被胜利者曹操一方据为己有的美女觀氏，曹操与张绣宛城之战后俘获的美女邹氏或者被用作要挟抵押的工具，如随刘备到荆州的孙夫人，孙刘双方之所以多年无战事，全在于孙夫人滞留刘备阵营，当刘备一死，孙夫人东归，孙权再用兵则全无顾虑。女人不过是用做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红颜祸水观

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很多女性形象都体现出作者柩低女性的红颜祸水的女性观。这些女性往往是诱发政变、改变事件进程、导致男人失败的导火索。如曹操与张绣的宛城之战中出现的美女部氏，因曹操贪恋女色霸占张绣之姊邹氏，导致张绣反戈一击，曹操损兵折将，痛失爱将典韦，事业大受挫折。作者虚构出的美女邹氏成为典型的红颜祸水。在作者笔下，女性往往是破坏男人事业的角色，作者对这样的女性持明显的距斥态度，如刘表的蔡夫人，正是由于蔡夫人对刘表多次进言吹枕边风，导致刘表最终废长立庶，引发内乱，从而导致曹操趁虚而入，蔡夫人蔡瑁将荆州拱手相让。再如东吴的一场内乱，也是因为女人起到了关键的破坏作用，吴主孙亮欲诛杀权臣孙琳，不幸他的后妃全妃将机密泄露给孙琳，结果导致孙琳先采取行动，孙亮被废。

再深入分析其他很多女性形象，我们能明显地看到这些形象背后所渗透的作者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观。例如紹婢的形象，既明显的表现出男主女从观，更深层次上还体现出作者的红颜祸水观。我们查阅《三国志》、《后汉书》这些正史，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关于紹禅的资料印证，只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提到“布与卓侍婢私通”，但并没有指明侍婢的身份。到《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大胆釆用了“于史无征，采用传说”的写法，根据情节需求虚构出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间谋。这位正值豆蔻年华的色技俱佳的小女子为报司徒王允的教养之恩，毅然决定献身除贼，冒着身事两男的失贞之辱，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好色男人之间，出色完成了“令布杀卓，以绝大恶”的政治任务。作者笔下的紹蝉是一个自幼养在幕府，涉世未深的少女，却如此老练成熟，其不合情理处显而易见。其实作者这样的艺术处理从根本上源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误解——在男性眼中，美女天生具有祸水的一面，会瓦解男性的事业，可以随时具有工具性的利用价值。作者对这起事件和紹鮮的赞歌“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为了维护男性的权益，男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女性的美貌。

有时作者为了突出男性正面人物的完美形象着力表现他们如何拒绝美色的诱惑，也体现了“红颜祸水”的观念。如《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关羽的神圣形象，在第二十五回写曹操欲乱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后关公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三日一次于门外弓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十名美女完全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作为曹操拉拢关羽的工具，就是为了表现关羽一世英雄，非女色所能征服的英雄形象。又如小说中写到一代名将赵云严词拒绝具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樊氏的主动追求，塑造赵云“真丈夫也”的英雄气概，也流露出女性会影响男性事业的女性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着很强的“尊刘柩曹”主旨思想，为了塑造关羽、赵云这些没有性格缺陷的完美形象，就采取了贩低女性形象的写作手法，和女性会导致男人事业受挫的红颜祸水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