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年间摹绘《皇清职贡图》绘卷，在理清其现存版本及绘制过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满汉文图说，阐明该图绘卷中对各“民族”、“国家”的具体表述及当时的清朝与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并以此探讨清朝是怎样统合国内各“民族”、各“集团”，怎样认识和对待其他“国家”，自身又是怎样的一个“政权”或“国家”的问题。

《皇清职贡图》是清朝乾隆年间编绘的，介绍和认识清朝国内外诸多“民族”及“国家”，以及这些“民族”、“国家”与清朝间关系的一部大型图卷。该图卷共4卷，画面301段，图说为满汉文合璧。清朝从乾隆十五年(1750)起准备，乾隆十六年开始绘制《皇清职贡图》，至乾隆二十六年为止，其大部已绘制完成。然乾隆二十六年后陆续有爱乌罕、霍罕等部使臣来朝“献贡”，故乾隆二十八年又增绘“爱乌罕回人”等5图。乾隆三十六年再增绘“土尔扈特台吉”等3图。乾隆四十一年加入“整欠头目先迈岩第”等2图。五十三年增绘《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以此直至乾隆五十八年增绘完《巴勒布大头人并从人即廓尔喀》后，《皇清职贡图》才最终完成。而需要说明的是，《皇清职贡图》绘卷起初名曰“职贡图”，后编纂写本时才改为《皇清职贡图》。本文使用《皇清职贡图》一词，以免与清朝以前的《职贡图》相混淆。

《皇清职贡图》绘卷的第1卷为朝鲜国、安南国、大西洋国、小西洋国、英吉利国等“国家”的官民，及西藏地方政府所属门巴等“族”，伊犁等地厄鲁特蒙古台吉，哈萨克头人，布鲁特头人，乌什等城回人，拔达克山等地回目，以及哈密、肃州等地回民，土尔扈特蒙古台吉等等，共绘画面70段。乾隆二十六年后增绘的图，大都编入了该卷。第2卷为“关东”的鄂伦春、赫哲等7“族”，福建省所属古田县畲民等2“族”，台湾所属诸罗县番人等13“族”，湖南省所属永绥乾州红苗等6“族”，广东省所属新宁县瑶人等10“族”，及广西省所属永宁州梳瑶等23“族”，共绘画面61段。第3卷则为甘肃省与青海边界地带土司所属撒拉等34“族”，四川省与青海及西藏地方政府交界地带土司所属威茂协辖金川等处番民58“族”，共绘画面92段。第4卷为云南省所属景东等府白人等36“族”，贵州省所属铜仁府红苗等42“族”，共绘画面78段。第1至4卷，分别由乾隆帝钦定的画师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程梁绘制。画面各个栩栩如生，设色鲜明，形象生动。

清朝绘制完《皇清职贡图》绘卷后，又以此为样本，组织人员编纂了写本和刊本《皇清职贡图》。与绘卷不同的是，写本和刊本将绘卷中每一段的男女两图分开，男在前女在后，变成了绘卷的两倍图。又在每图的右上方分别题写图名，再将原绘卷的图说移到另一页，并删掉其满文图说，将原来的一卷作成了两卷。

除了写本和刊本外，后来还出现了《皇清职贡图》绘卷的摹本。其中以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职贡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谢遂《职贡图》最为著名。因原藏于北京乾清宫的《皇清职贡图》绘卷的正本已遗失，故这些摹本的价值就变得很重要。目前存世的《皇清职贡图》完整版本有以下几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职贡图》绘卷摹本，共4卷，佚名，乾隆朝摹绘。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职贡图》绘卷谢遂摹本，共4卷，乾隆朝摹绘。《四库全书》写本《皇清职贡图》，共9卷，乾隆朝编。《四库全书荟要》本《皇清职贡图》，共9卷，乾隆朝编。武英殿刊本《皇清职贡图》，共8卷，乾隆朝版。武英殿重刊《皇清职贡图》，共9卷，嘉庆朝版。而不完整的部分有以下几种: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职贡图》绘卷，正本，第2卷，乾隆朝绘。北京市文物局所藏《职贡图》绘卷，第3卷，绘制年代不详。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绘卷，重绘卷，第2、3卷，嘉庆朝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四川省番图册》(原名“苗瑶黎僮等族衣冠图”)，乾隆朝绘。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职贡图》册页之第1、2、3、7册。法国私人收藏《职贡图》册页之第6册。

近年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畏冬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赖毓芝分别撰文，详细考证过《皇清职贡图》绘卷的制作过程及其人物图像的来源。据畏冬的考察，《皇清职贡图》绘卷的制作，其发端是从四川省开始的。最早于乾隆十五年八月，四川总督策楞接到军机大臣傅恒字寄后，随即组织人员绘写24副当地“西番”、“猓猡”等“族”图像，以画册形式于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呈送北京供乾隆帝御览。一方面，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四日，乾隆帝谕军机大臣，令将现有的“番图”(或称“番像”)作为参照，以画册的形式颁发给各省督抚，以使他们照此图式描绘当地“苗瑶黎僮”呈上来。遵此上谕，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将此上谕内容及图式一并发给各地督抚，令他们照样绘写送来，至此《皇清职贡图》的绘制工作在清朝全国范围内展开。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清朝对各省督抚送交上来的“番图”画册进行整理，绘制出一部绢本《职方会览》(2函12册)。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又以《职方会览》为蓝本绘制了《皇清职贡图》的绘卷及册页(各一部)，至乾隆二十六年已大体完成。四川总督策楞上呈的，现存一史馆的“四川省番图册”，是《皇清职贡图》绘卷的原始稿本，而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和私人的图册，则是乾隆二十六年完成的《皇清职贡图》的早期绘本。畏冬还认为，现存的两部完整的绘卷，即北京故宫博物馆所藏佚名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谢遂摹本，都是乾隆四十年后依照正本摹绘的。

另外，关于《皇清职贡图》第1卷中的“外国”人物图像的来源问题，赖毓芝认为:一部分画像与《万国来朝图》中的图像在来源上有一定的联系。其中西洋人物的画像，则来源于欧洲版画及清朝对荷兰、葡萄牙的片段了解和传教士的写作。而对《皇清职贡图》图像中的一男一女搭配的形式，赖毓芝关注到了当时的日本所摹写的欧洲世界地图的影响。例如:日本南蛮系的世界屏风及印本《万国总图》以及《四十二国人物图说》、《世界地图屏风》等，其中都以一男一女搭配的形式介绍着。很有可能这些屏风、印本等是通过长崎贸易流通到了当时的清朝的。

不过对笔者而言，更感兴趣的则是《皇清职贡图》绘卷的满汉文图说。诚如庄吉发之论述:“谢遂《职贡图》画卷满汉文图说，不仅是两种文字，而且也是两种不同观念的产物。将画卷满汉文图说互相对照后，发现两者文意颇有出入”，可知非常接近《皇清职贡图》绘卷正本的谢遂《职贡图》中的满汉文内容是存在差异的。故庄先生对谢遂《职贡图》的满汉文图说进行过详细校对，并指出了各满汉文图说词句之间的具体差异及词义。但因考察目的不同，庄先生没有探讨《皇清职贡图》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与清朝的关系，也没有指出清朝针对各“民族”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及其背后所依据的统治理念问题。

鉴于此，本文利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绘卷，通过分析其满汉文图说，阐明图中对各“民族”、“国家”的具体表述，及当时的清朝与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清朝是怎样统合国内各“民族”，怎样认识和对待其他“国家”，自身又是怎样的一个“政权”或“国家”的问题。一、《皇清职贡图》中无满洲、蒙古、汉

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一汇集众多“民族”、“国家”，俨然是群星灿烂的《皇清职贡图》绘卷中，并没有满洲、蒙古、汉这三大“民族”。按照现代某些人的标准，蒙古也应被绘入《皇清职贡图》才对。其实不然。于此我们需要了解清朝是怎样的一个政权的问题。

据《皇清职贡图》载，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乾隆帝颁降寄信谕旨:“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以此开始编绘《皇清职贡图》。乾隆帝在此谕旨中明确说道:“我朝统一区宇”，而并没有说:“我满洲统一区宇”。那么，此处乾隆帝所言的这个“朝(满文doro，蒙文törö)”———“大清”，是由谁来怎么建立的呢?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清朝肇建时的情景。天聪十年(即崇德元年，1636)四月初八日，于盛京崇政殿，和硕墨尔根代青贝勒多尔衮代表满洲宗室王公上满洲劝进表，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代表漠南蒙古诸部领主上蒙古劝进表，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人臣官上汉文劝进表，以此共同上尊号于皇太极，推戴其为“宽温仁圣皇帝”，并于四月十一日，以这位皇帝为中心建立了“大清”政权。所以说“大清”这个“朝”是由满洲、蒙古、汉这三方面人士共同建立和维护的。另从谕旨中可知，乾隆帝下令绘制《皇清职贡图》，其主要绘制对象是清朝统辖下的各“民族”及诸“外国”，而不是建立清朝本身的满洲、蒙古、汉，所以《皇清职贡图》中就没有这三个“民族”。

此外，即使在满洲发祥地的东北，乾隆帝也并没有下令绘制锡伯、索伦等“民族”。这是因为与鄂伦春、赫哲等有别的是，当时锡伯、索伦等已经被编入清朝的八旗体制，俨然已成为清朝政权的一部分，他们参加过清朝自康熙朝以来的历次大的战争，为其“圣主”立下了汗马功劳，应属于“朝”中人士，所以不必绘制。

那么，为何同为蒙古别种的厄鲁特(在此指构成准噶尔部的卫拉特蒙古诸集团)、土尔扈特等被绘入《皇清职贡图》呢?这是因为厄鲁特、土尔扈特等虽是蒙古人，但不是建立清朝的漠南蒙古人，并非“朝”中人士，而是清朝自康熙至乾隆，利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得以使其臣服的“被统合者”，所以为了“昭王会之盛”，清朝有必要将厄鲁特、土尔扈特等绘入《皇清职贡图》。而喀尔喀蒙古，想必因其在语言、服饰、宗教及王公出身上大都与漠南蒙古类同，所以没有编绘。

二、《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外国”官民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故00006306—1/4，清人画职贡图卷—分段7

如上所述，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乾隆帝颁降寄信谕旨，以此开始编绘《皇清职贡图》。众所周知，当时准噶尔部及其统辖下的回疆、伊犁周边及科布多地区还未纳入清朝版图。所以，乾隆帝此次谕旨的主要接纳方是沿边各省督抚即内地与边疆接壤省份的总督和巡抚，也可能延伸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而要求绘制的主要对象是沿边各督抚管辖下的“苗瑶黎僮”，及“外夷番众”，其中的“苗瑶黎僮”，显然是在指沿边各省督抚统辖下的各个“民族”，“外夷”则指没有被纳入清朝实际控制版图的外国人，“番众”主要指不归督抚等直接管辖而由其各自土司所管的西边众多“番子”集团。

在清朝前期的满文档案中，“内”往往指长城以内的地方或内属满洲宗室王公领有下的八旗;“外”主要指边外即长城外的地域或外藩蒙古王公领有下的扎萨克旗。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乾隆帝的汉文谕旨明确在使用“外夷”一词，可知当时汉文中的“外夷”主要指没有被纳入清朝实际统辖版图的“外国”，比如西洋诸国、日本、俄罗斯及吕宋等东南亚国家。其中，清朝虽然在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的关系上仍在强调延续明朝传统的朝贡关系，但在《皇清职贡图》绘卷中仍将他们划入了“外夷”圈，对应的汉文图说写着“夷”字，而满文图说中却是没有“夷”这一词的。不过满文图说也在强调“朝贡”关系，即“albabun jafara”。相对而言，在描述被清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苗瑶黎僮”及“番众”时，汉文图说并没有使用“夷”这一字，即使有也是极其稀少的。据畏冬的对比，清朝在编绘《皇清职贡图》绘卷时，“删除了原图(指绘制《皇清职贡图》时所用的《四川省番图》等画本，笔者按)说中一些对少数民族的贬辱不雅之词”，意思即清朝有意将“夷”等字删除了，说明《皇清职贡图》绘卷中汉文图说的“夷”字已经在指清朝版图外的“国家”或“民族”了。

再是，在叙述与安南的关系时，满汉文图说都在强调“安南国境an nan gurun i jecen”，这表明清朝与安南之间，虽然表面上在强调朝贡关系，但实际上是有着明确的国界的。此事虽然与朝贡外交的理论主旨不相符合，但是个比较现实的做法。所以不可片面强调表面上的“朝贡关系”，要看双方实际发生的关系。

还有，即使在朝贡国家中，《皇清职贡图》指朝鲜平民为“朝鲜国民人coohiyan gurun i irgen”，而对其他“国家”一律在使用“××国夷人gurun i niyalma”一词，由此看来，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可能还有点特殊，需要特别对待。

此外，关于西方的大西洋国、英吉利国、法兰西国等的介绍，有些在强调朝贡关系，有的丝毫没有记载朝贡，只描述了其风俗习惯和服饰等。从这些说明文字看，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比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多得多。这说明《皇清职贡图》不像其后来名字所述的“职贡”那样专门是为了强调“朝贡、献贡”关系而编绘的，其真实用意还在于乾隆帝需要认识和了解这些“国家”，以防患于未然。

另外，对中亚的爱乌罕、霍罕、启齐玉苏等，汉文在使用“部”一词，对应的满文是“aiman”，而没有使用“国gurun”一词，这与其他东南亚及西方“国家”是相异的，且对当地首领也只以“头目data”称呼。这意味着，面对这些中亚“国家”，清朝皇帝认为只有清朝才是能称得上“国gurun”的政权，对方都应是服属于清朝这一“国gurun”的“部aiman”，这直接反映了清朝皇帝在面对这些中亚“国家”时是以北方亚洲的可汗身份来出发的事实，显然这是清朝皇帝的可汗形象在内陆亚洲的一种延伸。

《皇清职贡图》绘卷的图说就清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大都有着不同的表述。关系最亲密的是“庆贺大典俱行贡献礼”的朝鲜国。其次是“屡赐匾额”的琉球国。其后是“十年一贡”的南掌国。再是“朝贡惟谨”，但不知几年一贡的暹罗国。而后则是“五年一贡”的安南国和苏禄国。再后是“贡市不绝”的荷兰国，及“朝贡贸易每岁或间岁一至”的俄罗斯。接着是只进贡过一次的缅甸国和大西洋国。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大西洋国”内包括诸如翁加里亚国、波罗尼亚国等“国家”，此举表明清朝试图通过将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揽入与清朝有过朝贡关系的“大西洋国”，以强调清朝与这些国家间的“朝贡”关系，彰显清朝的国运。大西洋国之后，多是没有朝贡关系的小西洋国、英吉利国、法兰西国、日本国、马辰国、汶莱国、柔佛国、宋腒朥国、东埔寨国、吕宋国、咖喇吧国、嘛六甲国、苏喇国、亚利晚国等“国家”。

三、《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西藏及伊犁等地厄鲁特、回子等

《皇清职贡图》绘卷中，西藏所属的地方有卫、藏、阿里和喀木。其中，卫、藏两地是固始汗献给五世达赖喇嘛的传统领地。而阿里和喀木，除一部分是固始汗子嗣在后固始汗时代陆续献给达赖喇嘛的“香火之地”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及乾隆十五年镇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后将原属青海和硕特部领主的领地赏给达赖喇嘛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故00006306—1/4，清人画职贡图卷—分段14

在整个清朝时期，清朝皇帝赋予了达赖喇嘛对以上这些地方的领有和管理的权力。即便如此，

《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汉文将满文的“dahaha归附”写成“皈依”，以此试图抵消达赖喇嘛的世俗政治权力，而只强调其作为佛教高僧的一面。

此外图说还记述道:西藏所属的地方另有“补噜克巴”、“穆安巴”，“巴哷卡穆”的“礼昂”、“巴达昂”、“查穆达”、“密尼雅克”，以及“鲁卡补札”等。显然这些地区都是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及在其麾下成长起来的颇罗鼐集团率领蒙古军队征讨后献给达赖喇嘛的。从此处汉文图说将理塘写成“礼昂”等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其汉文图说是从驻藏大臣提供的满文图说翻译过来的，或也有可能是为了与土司所辖的“理塘”部分相区别才这么写的。为何同在一个喀木，既有达赖喇嘛的领地，也有土司所管的地方呢?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当时的藏区在青海和硕特部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仿照蒙古社会体制建立起来的“领主(蒙古文noyan，藏文dpon po)———属民(蒙古文albatu，藏文mi ser)”统属关系的作用。在清朝时期的满文档案中，我们会发现清朝常以这种统属关系来理解和处理西藏事务，即强调“属民harangga”的存在及其对领主的义务。这是清朝成功处理西藏事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被蒙古的政治、社会制度所影响的满洲与西藏，基于蒙古的政治传统，很快即结合在了一起。

同样的道理，《皇清职贡图》绘卷在记述伊犁等地的卫拉特蒙古时，使用了“伊犁等处台吉ili i ba i taiji”一词，而没有使用“da头目”或“hafan官员”。这里的“台吉”不等于清朝外藩蒙古扎萨克旗内有爵位的“台吉”，此处在强调他们的领主(蒙文noyan)身份，而不是爵位。所以其次记述了“宰桑”和“民人”，即台吉的属下官员及属民。伊犁厄鲁特的这段绘图，很有可能是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后立即绘制的，当时归附的准噶尔人还未被编入八旗，依然保留着其原有的社会体制。

另外，就清朝支配下的回疆“回子hoise”即今维吾尔族，据《皇清职贡图》绘卷图说的表述:回疆各地的“回子”在生产方式及与清朝的关系上，有所不一。首先，住在伊犁塔尔奇查汗乌苏等地的“回子”，主要以与卫拉特蒙古进行贸易为生。而乌什、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喀什等五城“回子”，则以“耕牧为生”，各城都由自己的“伯克bek”来管辖。

最后，关于土尔扈特部。因其相对较晚归附清朝，所以增绘在《皇清职贡图》绘卷第1卷的次序也比较靠后。即“土尔扈特台吉”、“土尔扈特宰桑”、“土尔扈特民人”3段。他们可能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东归后乾隆帝要求其台吉等前来避暑山庄觐见时乘便绘制的，因为据赖毓芝的研究，“四次增补的起因都是使臣上京入觐”。

那么，在同一“可汗”即清朝皇帝的权威下，伊犁等地的厄鲁特、回子等与哈萨克、布鲁特等的区别在哪里呢?对此，笔者从档案中发现了以下记述:

遵旨将已平定之伊犁、回子等地，及所归附之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地，交傅作霖。将伊犁、回子等交纳钱粮之地方，用黄色勾抹，而将虽已归附但并不交纳钱粮之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安集延等地，用红色勾抹，如此使其绘制谨奏览。

这里的傅作霖，是受乾隆帝之命前去回疆绘图的葡萄牙传教士Felix da Ｒocha(1713－1781)。这段话的意思即:令傅作霖绘制地图时，将交纳钱粮的伊犁、回子等地用黄色勾抹，将不交钱粮的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安集延等地用红色勾抹，以此显示区别。如此，乾隆时期的清朝，将“交纳钱粮caliyan afabure”与否，看成是伊犁、回子等地与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安集延等“部aiman”之间的区别。可知，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东来之前，“交纳钱粮”与否已成为清朝理解和处理领属问题的一种标准。

四、《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土司所辖众“民族”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故00006306—3/4，清人画职贡图卷—分段2

《皇清职贡图》绘卷中享有世袭以管辖属地的土司，主要集中在甘肃、四川两省与青藏高原衔接的地方，共计91处。关于土司所管的这些“民族”，《皇清职贡图》绘卷的汉文图说只有5处使用了“夷”字，且对应的满文是“aiman i niyalma”即“部之人”。此外，除了少数被称为“猓猡”、“苗人”、“摆夷”等外，绝大部分都在使用“番民fandz irgen”一词，很显然这是来自汉语的，表明清朝皇帝在面对这些“民族”时，是以“中华皇帝”的身份出发的，意思即在这一地区清朝延续了前明朝的制度，这符合大部分土司的情况。

另从《皇清职贡图》绘卷中我们会发现，针对众多土司及其所辖的“民族”，满文除了“番民fandz irgen”一词是借自汉文之外，对“土人”、“土千户”、“夷人”等词，均采用了“aiman”这一词。“aiman”，是自努尔哈赤时代起即针对女真及蒙古各政治集团所使用的词汇，意在表示具有领主层、官僚层及一般属民阶层的集团，后来扩展至回疆、西藏及中亚的一些“民族”。针对部分土司，清朝的满文在使用“aiman”一词表明，很有可能清朝将一部分土司看作是蒙古外缘的政治集团。

这些居住在甘肃、四川等省与青藏高原接壤地带的土司，其世袭职位大都来自明朝，清朝建立后再次承认了他们的地位与权力，所以使用“番民fandz irgen”一词是恰当的。但是，清朝与部分土司的关系不是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后随即继承下来的，而是通过了一定的时间，经过了一些冲突和攻守事件之后才逐步归顺的。其中，康熙四十年代和雍正初年服属清朝的土司最多。显然这与清朝于康熙三十五年击败噶尔丹及雍正二年通过镇压“罗卜藏丹津之乱”征服了青海和硕特部、削弱了蒙古政权对内陆亚洲地区的统治有直接关系。正因青海和硕特部的退出，才使这一地带的地方首领被迫选择服属清朝。这从“庄浪土指挥鲁凤翥”、“大通卫土千户纳花布藏”、“松潘镇中营辖西壩包子寺”等土司的身份即可看知。因对这部分土司，青海和硕特部等蒙古政权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满文使用了“aiman”一词。另外，最近马国君的研究也在证实，即使清朝针对土司进行的“改土归流”，也与青海和硕特部及准噶尔部对西藏的统治有关。

《皇清职贡图》绘卷图说还记述，土司及其属下各“民族”，定期要向清朝缴纳“粮赋jeku caliyan”或“税银cifun i menggun”。这是土司有别于外藩蒙古及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区别。这可能也是清朝将其称为“民”的重要原因。

五、《皇清职贡图》绘卷中“关东”的“民族”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故00006306—2/4，清人画职贡图卷—分段3

在《皇清职贡图》绘卷中，乾隆帝并没有忘记对满洲“龙兴之地”附近一些“民族”的记述。需要注意的是:《皇清职贡图》中出现的“关东”，主要指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至大海的地方，但是对应的满文却是“mukden”即盛京一词，可能这与这些“民族”通过盛京向清朝皇帝上贡有关。除了记载这些“民族”的“岁进貂皮aniyadari seke jafambi”外，图说没有记述其兵役、劳役、统属关系及管辖方式等，隐约说明清朝在这些“民族”的社会中施行的管理系统或有别于八旗或其他制度。

《皇清职贡图》绘卷中“关东”的“民族”分别是:鄂伦绰、奇楞、恰喀拉、费雅喀、库野、赫哲、七姓。据日本学者松浦茂的论述，这些“关东”的“民族”，俱是清太宗皇太极攻略黑龙江中下游，以至萨哈林岛时编入“边民组织”的。其中居住黑龙江中游沿岸的一部分“边民”，于康熙、雍正年间被编入八旗而驻防在了东北各地。但到了乾隆朝以后，据说黑龙江下流及萨哈林岛上的“边民”只剩下2398户。清朝在当地社会编制管理同一姓氏的“姓长、乡长、子弟、白丁”等阶层，并要求他们每年每户要向清朝皇帝进献一张貂皮。而作为回报，清朝皇帝赏给他们布匹、针线、木棉等。

六、《皇清职贡图》绘卷中各省县所辖的“民族”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故00006306—2/4，清人画职贡图卷—分段2

在《皇清职贡图》绘卷省下各县所辖的“民族”中，首先可知台湾是归福建省管辖的一个县。在台湾岛上，与台湾县并存的还有诸罗县、彰化县、淡水厅、凤山县等治所。而且还可知台湾岛当地的非汉“民族”被分为“熟番”和“生番”两种，表明当地这些“民族”在生产方式及社会管理秩序上，与汉人有着很大的区别。另《皇清职贡图》绘卷对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县所辖的“民族”，皆在使用“人niyalma”一词，而没有使用“番子”或“民”等词，只在“土人”一词上对应的满文是“aiman i niyalma部之人”，表明这些省份所属的“民族”，与内地一般省份、外藩及土司皆有区别。

从《皇清职贡图》绘卷可以发现，首先“台湾县大傑巅等社熟番”中出现了“社”一词，满文对应的是“falga”。满文中“falga”的原意是宗族，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的聚落。表明台湾岛上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社”，是基于血缘关系组成的。关于这个“社”，《皇清职贡图》绘卷中除了“岁输丁赋七十余两”外，并没有记述清朝的具体管理形式，表明台湾岛上的非汉“民族”，虽然在《皇清职贡图》绘卷中被编写于县下，但一直在以其原有的社会秩序在维持其生产和生活。

其次是“湖南省永绥乾州等处红苗”，其原来一直游离于中华皇帝的“声教”之外，到了雍正八年(1730)一部分才被清朝所征服，旋即设置“同知”一职以“理之”。此处汉文图说中的“理之”一词甚是模糊，而看其满文即可明白是“dendeme kadalabuha”即“分治分管”，表明当时清朝的权力已经渗透到该“民族”的社会内部。且从“赋税有秋粮杂粮，按户均输”的情况来看，清朝对当地社会进行过户口统计、分配赋税额度等工作。于此，若衡量清朝“国家”权力的渗透程度，可知对各省县所辖“民族”的渗透程度是最深的，对方接受的义务也最大，这可以说是雍正时期实施“改土归流”的目的，及其中好的结果。也有一部分，比如像“贺县僮人”，其“熟者入籍输税，生者居深山中”，表明对一部分省县下的“民族”，清朝的统治还没有达到使其缴纳赋税的程度。

七、《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云贵两省各府州下的“民族”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皇清职贡图》，故00006306—4/4，清人画职贡图卷—分段2

《皇清职贡图》绘卷所记云南、贵州两省各府州管辖的“民族”共计77。在此我们会发现，针对云贵两省所辖的各“民族”，《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汉文图说一般都在直呼其“族”名，除了少数“人”字之外，很少带有“部”、“番子”、“民”等字，这也是《皇清职贡图》绘卷在表述云贵两省“民族”时的一种特点，也往往带着一些潜在的涵义。另外，云贵两省下的36“民族”在《皇清职贡图》绘卷中一般都辖于“府”、“州”，而不是“县”。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府”、“直隶州”是位于省和县之间的行政区划单位，比省低一级，比县高一级。清朝在云贵两省设立“府”、“直隶州”，表明清朝的“国家”权力还没有达到设置县来管辖的地步，即权力还没有更进一步渗透进当地“民族”社会中。

那么，清朝的“国家”权力与当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首先从“黑猡猡为滇夷贵种，凡土官营长皆其族类”一语即可知，“黑猡猡”是云南当地普遍存在的一个“族”，且大多数“土官”、“土司”皆出身于此“族”，潜在之意即云南省内存在着大量的土司、土官。另外，从“广南等府妙猡猡”的汉文图说所描述的:“妙猡猡皆土蛮官舍之裔，或称虎头营长，或称官娜”一语可知，该地区在清朝“国家”权力渗透之前，曾有过相应的社会统治秩序。另从“丽江等府怒人”、“黎平古州等处黑苗”、“贵定县平伐苗”等的情况可以看出，在云贵两省，“改土归流”后仍有大量的土司、土官存在。也之所以，清朝在此地设置的行政区划单位是“府”和“州”，而非“县”。不过，有些地方的土司还是被完全“改土归流”了，这从“贵州省铜仁府属红苗”部分所描述的“铜仁府属红苗”的情况即可知道。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当地“民族”还是或多或少地留有了土司、土官。

所以说，清朝实行的“改土归流”是不完全、不彻底的，从《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满汉文图说内容来看，这一政策的实行是局部性的，而且是缓慢的。结语

从乾隆十四年刚镇压完“大金川之乱”后的乾隆十五年即开始准备绘制《皇清职贡图》绘卷，且从乾隆十六年(1749)至二十五年间只以《番图》来命名的情况来看，当时乾隆帝可能试图通过此种编绘活动来进一步了解国内外诸多“民族”和“国家”的现状，以更好地维护清朝的统治，防患于未然。正因如此，《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满汉文图说，尤其是满文图说内容，还是如实地反映了各“民族”、“国家”的面貌及与清朝间的关系的。可以说《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满汉文图说是研究清史的一部很好的史料。

《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满文图说在涉及各种“国家”、“民族”等“人的集团”时，显示出其特有的功能和统治理念。首先，是表示“国家”的“gurun”，及相应的“国之官员gurun i hafan”、“国人gurun i niyalma”。其次，是表示内陆亚洲政治集团的“部aiman”，及相应的“头目aiman i data”、“部人aiman i niyalma”。再是，表示人的地缘结合的“土司aiman i ahūcilaha hafan”，及其“土民aiman i niyalma”，以及“土千户aiman i mingganda、土指挥aiman i jorisi、土百户aiman i tanggūda”。另外，由来于自汉语的“番子fandz”、“番民fandz irgen”，及表示血缘结合的“社falga”等等。以上这些都不是随意的称呼，都反映了清朝对该人群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去实行的统治政策。

此外，对应不同的统属关系，满文也使用了不同的词。例如:“朝贡albabun jafambi”、“纳贡alban jafambi”、“交纳钱粮caliyan afabumbi”、“交赋税ulehen afabumbi”、“交税银cifun i menggun afabumbi”、“岁贡貂皮aniyadari seke jafambi”等等，这些持有不同含义的词，其每个词都在表示着清朝与该部分人群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这些词汇的运用，体现着清朝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智慧，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运用了这些词汇及这些词汇所附带的含义，清朝的政策才得以成功。例如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要求大学士傅恒查询巴达克山、布哈拉、温都斯坦等地民众对其首领的称呼，以便清朝在皇帝谕旨中更恰当地称呼当地首领。如此灵活的态度和文书政策，显然是清朝得以成功的重要手段。

从以上这些满文词汇的使用及本文对《皇清职贡图》绘卷中满汉文图说内容的分析可知:清朝是一个以不同的统治形式，基于不同的支配理念，统合众多持有不同生产方式及社会秩序“民族”的，各地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清朝皇帝权力或清朝“国家”权力渗透当地“民族”社会的程度又有所不同的，一个多样性的、多层次的、多种政治制度并存的东方大帝国。在这一政权中，君主的存在至关重要，很多事物在理念上和现实上都需要君主亲自出面才能应付。可能也之所以，历辈清朝皇帝都很勤奋和务实。再因清朝使用了多种语言，所以并没有拘泥于某一支配理念，通过转换文书语言以避开一部分人的方式，实行了比较功利的现实主义政策，这也表现在了《皇清职贡图》绘卷中。为此，我们仍需要一个从多方面、多角度考察问题，又能理解事物相互联系的清史研究态度。

本文摘自《清史研究》2014年11月第4期。为方便微信排版，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