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2月28日，郑文翰奉命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随后被告知要调他到彭总那里任秘书。

3月3日，郑文翰在居仁堂见到了时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肖主任热情地对他说：“路扬同志（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已经和你说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郑文翰如实说：“我在研究材料、起草文稿方面，经验甚缺。怕没什么把握。”

图|郑文翰

肖主任首先给他加油打气，然后为他介绍了军委直属队及办公厅目前的情况。末了，肖主任说，之后的事情，等彭总回来再安排。5天后，郑文翰见到了彭德怀。双方略谈了几句后，彭德怀又忙着工作去了。

对于郑文翰，彭老总是了解的。在抗美援朝时期，郑文翰的表现还是蛮出色的。

郑文翰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1年1月，郑文翰任47军139师政治部副主任。2月，139师奉命随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接到命令后，139师暂停了对湘西残匪的清剿行动，旋即将分散在8个县的部队收拢，并责成于2月15日向集结地点长沙开进。待部队抵达长沙后，郑文翰组织部队深入开展“三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教育。同时，部队抓紧时间训练，为入朝参战打下了初步基础。

图|郑文翰

4月，139师入朝后，首先担负顺安军用机场的修建任务。相对于刀枪相见的前沿阵地，有人或许认为，施工中的伤亡和遇到的困难要小一些。但《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是这样记录的：

这里的每项工程，都是志愿军战士用汗水和鲜血、生命凝固而成的。经过昼夜连续紧张的施工，刚刚修筑的工程，瞬间就在美军飞机的轰炸中化为废墟，而后重新又建、再炸、再建。施工中，有许多志愿军战士被敌机炸弹吞噬了年轻的生命……

5月底，经历了35天的连续奋战，139师终于圆满完成任务。

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不久，郑文翰所在的139师奉命开到谈判地点——开城，担任警卫工作。后来，139师主力调往前线，留下其中几个连队组成警卫部队，继续担任这项任务，郑文翰奉命留在开城，领导警卫部队。

开城是朝鲜的一个古都，也遭到了战争的破坏。郑文翰有感而发，于9月24日作《开城》诗一首：

“一代松都何繁荣，可怜尽毁硝烟中。空余绕城一溪水，败草衰柳敬德宫。”

1953年2月，郑文翰改任139师干部部副部长。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1955年1月，郑文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联络处处长，主要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停战委员会的联络工作。不久，他奉命离开朝鲜回国。

回国后，还没等几天，郑文翰就接到通知，到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报到，担任彭德怀的参谋，具体负责秘书工作。

彭德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共5人，主任为王焰，参谋为王亚志、郑文翰，还有1名机要秘书和1名保密员。郑文翰任职初期，主要负责阅读、研究军队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方面的电文资料，和来访信件反映的问题，及时呈报彭德怀。

9月28日，郑文翰在中南海礼堂参加国防部授衔典礼，被授予上校军衔。

郑文翰从彭总身上学到的东西

在彭德怀身边当秘书，郑文翰慢慢地摸清了首长的脾性，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1955年8月16日，彭德怀参加了全军作战预案和兵力使用计划会议。在会上，他发表讲话：“在诸兵种合成战斗、技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地学习苏联，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也就是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办事。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事后，针对军队的“6小时一贯制”，彭德怀就没有继续套用苏军的做法。什么是“6小时一贯制”呢？就是每天上午授课6个小时，下午自习3个小时，这是苏联顾问介绍的“先进”经验。

为了执行这一要求，战士们需要5点起床，冬天第1、第2节课，教室还要开灯。从1955年起，军事学院战役系的一些将军写信给彭总，强烈反对这种制度，甚至说中国历来没有这种制度。

彭总虽认为这种制度不适合中国实际，但为慎重起见，在1955年10月，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

安东

随考察团赴苏联执行任务时，彭总嘱咐他顺便了解一下苏联为何实行“6小时一贯制”。

图|安东少将

11月，安东回国后，向彭总汇报说，苏联由于战后住房紧张，一些学校实行这种制度，优点是上午一班学生上课6小时，下午另一班学生上课6小时，各自回家自习。一套教室和教学设备可发挥两套作用。但苏联只是部分学校实行，我国派到苏联的军事和地方院校留学生，也并不都实行“6小时一贯制”。

彭总弄清了这一制度的原委，鉴于中国的军事院校并不是一套教室和教学设备一天内供两班学生共用，于是决心改变这一制度。

有位学院领导人说：“只要我在院领导岗位上，就不改变‘6小时一贯制’。”

对此，彭总主动找他谈话，批评说：“‘6小时一贯制’，连续6小时就优越，分2次上课就不优越了？苏联这样办，我们却不考虑自己的情况，不通过自己的脑子考虑，是思想懒汉，没有出息。”

在彭总的介入下，这条不适合中国军队的制度被废除了。

作为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经常陪同首长外出视察。1957年8月，彭德怀赴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等地进行战役勘察。

临行前，他对郑文翰等工作人员说：“我有3条要求，一是到院校和部队，一律住到一般干部和部队营房，不住招待所，不惊动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二是各单位负责同志不要到车站迎接，只派一位管理员带路即可；三是坐火车去，买几张普通，同普通旅客坐到一起，不许单挂车皮。”随后，他嘱咐郑文翰带话给有关单位。

12日，彭总乘坐火车抵达张家口站，一下车，当地驻军领导早已在此等候了。彭总一见就沉下面孔，表示不满。他责问道：“不是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还要来，搞得大家都不自在。”

此时，有位随行的记者打算给彭老总拍张照片。彭德怀对拍照片，历来不感兴趣，他这样说：“照我干什么。要照你照群众，照那些流血流汗的英雄模范嘛！”

8月23日，彭德怀来到了山西视察弹药库区。当他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过于紧密，树木又很少时，顿时大发脾气，责问陪同的领导，说要追究库区建设的设计者、审批者的责任。

在郑文翰的印象里，彭总很少发这样大的火，这让陪同的领导都感到很紧张。

之后，彭总在视察北戴河附近已竣工的国防工程时，看到有的坑道内废弃物杂乱发霉，空气污浊，供水不适应战时要求。他当即予以严厉批评，用简短有力的话，说：“倘若这是你们个人的财产，你们能这样对待和管理吗？”

此话一出，相关的负责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彭总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了问题，就会及时地指出来，并责令相关负责人马上改正。一次，在参观东北的一处靶场时，彭德怀看到靶场的周围修建了不少用钢筋水泥做的横梁和粗大的立柱。一问才知道，这是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意在防止弹片弹射。

但是，彭总认为这是个典型的浪费工程。他当场怒批道：“为什么不动动脑子，都是思想的懒汉。”后来，他让时任总后军械部副部长的涂锡道，认真查一查，接受教训。

图|涂锡道

彭总视察这一路，行程安排地很满，很紧凑。他从不浪费时间在听取无用的奉承上，一心只想着如何把部队建设地更好。

彭老总“廉洁、简朴”

彭老总一贯保持廉洁作风，他希望身边的人也有这个觉悟。一次，彭老总到乌石搞调查，生产队长送了他一瓷坛蜂蜜，当时郑文翰没敢和彭总说。到了北京几个月后，彭老总才知道此事。

彭老总非常生气，他命令郑文翰立即给乌石大队干部写信，说明本来要将蜂蜜退还，但又不便邮寄，特寄去30元钱。信里还详谈了“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适当积累，是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这一看法。

还有一次，彭总从延安回北京时，看到机舱内放了几袋红枣、小米、土豆等，就立刻询问：这是谁送的？并嘱咐警卫员立刻搬下去。这时，延安的负责领导解释说，这是请彭老总转给中央领导同志的，请他们尝尝延安的土产。听了这话，彭老总才不再说什么了。

时间一晃，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按照组织安排，郑文翰等工作人员被另行分配工作。9月11日，郑文翰和王焰向彭德怀告别。

郑文翰从1955年到1959年期间，担任彭德怀的秘书。4年的相处时光里，两人共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在别人的视角里，彭老总始终活跃在硝烟战场，或者军事建设中，但郑文翰觉得彭老总更像是长辈、导师。在闲暇的时间，他也会读读书，下下棋，来放松一下身心。

彭老总的棋友，上至朱总司令，下至身边工作人员。在下棋时，双方完全处于平等地位，非常认真，又非常随和。郑文翰记得，高瑞欣是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是彭老总的小棋友之一。

一开始，彭老总赢得次数较多，后来高瑞欣赢的次数也躲起来。因为高瑞欣的身材矮，一次彭德怀输了棋之后，对他开玩笑说：

“小高，棋艺高，可惜个子再也长不高。”

高瑞欣也不含糊，立刻回了一句：

“你赢我次数多，棋艺比我高，可你的个子也比我高不了多少！”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后来，高瑞欣到抗美援朝前线后，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刚十几天，于1950年11月25日，遭美机轰炸牺牲。

彭老总知晓消息后，伤心不已。此次，陪伴了彭德怀4年的郑文翰等人要离开时，彭德怀非常伤感地说：“你们的任务完结了，谢谢你们！”

离开时，彭德怀还送他们到办公室外，双方都显得很舍不得。

郑文翰擢升为中将

告别了彭德怀后，郑文翰于1959年10月，被安排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萧华办公室副主任。

郑文翰在萧华办公室工作期间，除参与领导或主持办公室全面工作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萧华起草、修改文件和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稿。1962年，郑文翰任萧华办公室主任。

图|萧华

1975年10月，郑文翰调任军事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7月，唐山大地震后，由于院办公室没有主任，其他3位副主任都不在院，郑文翰开始主持院办公室的全面工作。1978年5月，郑文翰任军事科学院办公室主任。

1982年12月，郑文翰升任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在院长宋时轮、政治委员梁必业的领导下，担负起研究干部轮训班的工作，并兼管组织计划部。1985年11月30日，郑文翰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与政治委员王诚汉等一起参加了院领导班子交接大会。

在会上，宋时轮和梁必业发表了讲话。会后，宋时轮撰写了《军事科学院十三年工作的回顾》，梁必业撰写了《做好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他们给新一届领导班子，留下了建设军事科学院的宝贵经验。

1988年9月，郑文翰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4月，郑文翰到了军官最高服役年限。4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了他的军事科学院院长职务。他退出领导岗位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图|郑文翰中将照

离休后的郑文翰，写了一些回忆录。比如，《郑文翰日记——解放战争》、《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时期》、《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等。1998年10月6日，郑文翰专程到湖南省湘潭市参加了彭德怀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并在会上作《彭德怀的历史地位与彭德怀研究》的发言。

2006年1月8日，郑文翰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