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已久的国门，最早与西方通商的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自然也产生了中国本土的买办和商人。随着清王朝的没落，以及中国局势动荡的加剧，西方资本家加紧了对中国廉价资源的掠夺，这无形中壮大了中国的买办群体。今天要说的，就是民国初年，依附于西方资本家的中国买办阶层发动的一场武装叛乱：广场商团叛乱。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最开始是广州商民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商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自卫武装。至1919年，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接任商团团长后，广州商团实力不断扩充，但政治倾向日趋保守，逐步演变为与孙中山革命政府政见相左的武装力量。

从陈廉伯的身份就可以看出，他代表的是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利益，背后有西方列强的支持。而清末中国动荡的政治格局使得西方列强获益颇丰。所以孙中山渴望建立一个独立、自强的新中国的愿望，是与西方列强的利益相冲突的。

1924年，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建立后，陈廉伯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支持下，大肆攻击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煽动商民对抗革命政府。5月底，陈等在广州召集广东全省商乡团联防会议，成立由陈廉伯任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任副总长的“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企图以武力推倒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另组“商人政府”。8月11日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商团私运的大批军火，并揭露商团头目的阴谋。陈廉伯以“扣械”事件为由，反对革命政府，大造社会舆论。8月12日、15日商团军代表两次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的军火。

8月22日后，商团更驱使佛山及广州等埠商民罢市、拒收政府纸币、拒不纳税。联防总部迁到佛山后又命令各属商乡团来省作乱。孙中山对陈廉伯操纵广州商团进行的谋叛活动，一度采取严厉措施。但总体上，孙中山对商团采取克制态度。

陈等煽动的罢市事件发生后，命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受，抄没两陈之家产，并接见商团代表，严令立即取消罢市，在军政联席会上主张武力制止罢市和严办商团，并于会后发布饬商民开业令。

当英国当局支持商团作乱和对革命政府进行武力恐吓与干涉时，孙中山于9月初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麦克唐纳电》，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然而，当时国民党和革命政府内部对处置商团态度并不一致。孙中山于9月13日赴韶关督师北伐后，又对广州商团采取容忍态度。

9月15日陈廉伯、陈恭受通电表示拥护孙大元帅和广州革命政府后，孙中山于19日令省长公署取消对两陈的通缉令，发还其家产。后来孙中山又令范石生、李福林等在商团缴足北伐经费、改组立案后，可办理发还一部分“扣械”。

10月初商团头目为了索还枪械，准备发动第二次全省罢市，孙中山致函商团，晓谕政府发还枪械办法及诚意，10月9日又令胡汉民、李福林等依李所拟办法发还商团枪械。当晚李福林奉孙到黄埔军校运回枪支4000多杆、子弹12万多发，于次日中午在广州西濠口交商团代表收领。

商团军得到枪械后，趁着孙中山一心北伐，立即开始屠杀双十节游行的民众，发动武装叛乱。事发后，孙中山在韶关多次电令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火速平定商团叛乱，还令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戡乱。10月15日革命政府军队攻占西关商团总部，商团军溃散。这场险些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终告结束。

陈廉伯逃回香港沙面，副团长陈受恭投降，在这次叛乱中，西关商铺被焚毁，广州西关商业区受到严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