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溺婴多为女婴，把刚出生的女孩溺死在尿桶、水盆里的比比皆是，甚至达到了“无一户不溺”的程度。

溺婴，顾名思义，是指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按在水中溺毙，从而达到强行剥夺婴儿的生命的结果。

这种行为，在我们现代几乎无法想象，但在古代很长时间里，却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

尤其在清朝，这种事情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某些地区，甚至达到了“无一户不溺”的地步，而被强行溺死的，差不多都是女婴。

由于被溺死的女婴实在太多，让清政府都不得不出面干涉，但官府说了也是白搭，依然有大量刚出生的女婴被毫无人道地溺毙。

到了后来，溺婴都溺出来了新花样，各种快速让婴儿死亡的手法层出不穷，试想，若不是溺婴现象多到泛滥，又怎会“技术升级”呢？由此可见，清朝的溺婴现象有多严重。

清代溺死女婴，已经成了一种人人轻车熟路的惯例。

熟络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来说，只要有妇女生育，接生婆接生之后，一看是女婴，就会问主家一句”存否“，一旦主家说不留，那么这个女婴在下一秒就会被头朝下放进水盆里。

然后，静待片刻，看婴儿身体不动，溺婴便就此结束。

整个过程，女婴的生母、接生婆，甚至女婴的家人，但凡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进行阻止，仿佛被放入水盆中的，只是一个物件。

换句话说，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在眼前流逝，根本不会引起太大反应，哪怕是女婴的生母，也大多”坦然观之“。

如果这种现象，只存在于一两户人家，那可以说这几户人家的人冷酷没人性，但事实是，在清朝大部分人家中，都存在这种事情。

据相关文献记载，清朝时溺婴现象多存在于南方，像福建等地尤为盛行，差不多每一家都多多少少曾溺死过一个或者多个女婴。

另外，除了福建之外，像广东、浙江、山西等省份，溺死女婴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并且，这种溺死女婴的事情，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个短暂的时期，而是整个大清朝基本上都时有发生。

早在顺治皇帝在位时，就有官员上奏，指出福建、江南等地”甚多溺女之风“，而在雍正时，时任湖南藩司的官员朱纲，某次就向雍正皇帝提出，”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甚至，当地百姓对此”恬然不以为怪“。

另外，包括各地的县志、地方志中，也多有此类事件的描述，如”建宁俗多溺女“、”祁阳溺婴甚多“这类字眼，几乎是数不胜数。

由此可见，溺婴，尤其是溺女婴，在清朝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而这些溺婴的人家，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普通人家，甚至包括一些中产之家，同样也会有该类事件的发生。

比如，在江西南安府，家中光景稍微不错的，只要妻妾生了女儿，则是”仅留一二，余者皆溺“。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家里所生下的女婴，十个中只留一两个，剩下的全部都要被溺死，需要注意的是，这还是中产之家。

至于那些境况更次的普通人家，以及贫苦人家，这个比例更高。

江西靖安县，在清朝中期时，人口大约有三万多户，根据资料记载，一年中生下女孩的数量大约在五千上下，但存活的仅有几百，其余的，大多惨遭溺毙或丢弃。

而对于溺婴这种事情，清政府不是不知道，从雍正开始，就有不少相关的政策来对这一恶俗进行阻止，比如在雍正年间，山西的知府就出台禁令，禁止民间溺婴。

并且，为了让政策实施得更彻底，知府还联合当地士绅，共同进行劝阻，以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但结果是，溺女婴的事情，该有还是有，明着不能来那就暗着来。

因此，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这种现象仍旧存在，当时有个著名的学者郑光策就在自己所著的书中提到，福建福清县一带，几乎是“无一户不溺”。

可不要以为仅仅是福建这些偏远地区才会有这种事，包括当时号称”首善之区“的直隶，也就是如今的河北，照样也”溺婴者多有“。

而再往后的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朝廷对于地方管控的放松，溺婴更是泛滥成灾。

“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仍有溺婴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事例》

从福建到整个南方省份，乃至到全国，溺毙女婴的恶俗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溺死的女婴数量，已经多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清朝时，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活跃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用文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书，比如在乾隆年间，就有个名叫约翰.巴罗的传教士，写了一本《中国行纪》的书籍。

在该书中，约翰.巴罗除了记录了自己的见闻之外，还专门对清朝溺婴这种现象有所描述，在他的笔下，就记录了这么一则小故事。

某次，他前去拜访一个信徒，正赶上这名信徒的妻子生产，而在产下一名女婴之后，这个遭殃的婴儿被交给孩子父亲的手中，随即就被扔进旁边一个水罐里。

虽说当时约翰.巴罗进行了救助，但可惜的是，最终还是没能搭救成功。

而根据他以及另外一些传教士所做的见闻记录，当时京师内，每天被溺毙的婴儿数量，大约在24名左右，照这个数据算下来，一年就是近一万人。

这还只是京师内的，不包括其他省份和地区，曾经有人特意把这些相关记录中，所溺毙的女婴数量进行了一个统计，统计的结果，是清朝两百多年间，被溺死的女婴人数，远远大于在二战期间阵亡士兵的人数。

当然，这个数据并不客观和准确，但也从某一方面反应出来，当时清朝溺毙女婴的现象有多严重。

同样是在古代其他时期都存在的溺婴，为何会在清朝达到一个顶峰，并且，尤其以溺毙女婴尤为居多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从康熙年间的一个政策说起。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下达了一份诏书，在该份诏书中，康熙皇帝明确规定，凡“嗣后滋生户口，毋庸更出丁钱”，人口赋税按照这一年为准。

这就是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这一道旨意，对未来的大清朝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百姓们向朝廷缴纳的赋税中，有一项叫做“人丁税”，简而言之，就是一家里有多少人，就按人头交税，人多了多交，而人少了就少交。

而康熙皇帝这一道诏令，则彻底结束了按人头交税的历史，一个家庭中新出生的人口，以后不用再缴纳“人丁税”。

因此，在这道诏令的影响下，清朝的人口开始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从康熙年间的近一个亿，到乾隆时期增长为两个多亿，而到了道光年间，已经达到四个多亿的规模。

表面上看，人口多了是好事，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反而是一件坏事。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比不上现代，各种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都十分低下，因此，就出现了人口虽多，但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

“土地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清史稿》

试想，一对夫妻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他们怎么有能力养活孩子呢？因此，为了保证大人不被饿死，那么就必须想办法减少人口。

但问题是，当时可没有什么有效的避孕手段，怀上了就只能生下来，而生下来不想养活或者是没能力养活，那就只能是将婴儿溺毙了事。

这种减少人口的方式，没有人道可言，但却是当时最行之有效的手段。

而至于说为什么溺毙的多是女婴，原因也很简单，一来是因为穷，二来呢，就是因为重男轻女这个传统观念。

先说穷，这个穷很好理解，一个家庭的总体收入，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就得减少一张或者几张吃饭的罪，所以女婴就惨遭毒手。

并且，同样是因为穷，生下女婴的妇女，可能自己都吃不饱饭，又怎么会有能力再养活一个婴儿呢？

况且，假如养育这个女婴的话，还要进行哺乳，而哺乳又造成了这个妇女无法劳作，同时哺乳还要消耗更多的粮食等资源，这么一算下来，怎么着都是赔本的买卖。

但婴儿要是换做男孩就不一样了，男孩首先意味着能延续香火和传宗接代，并且，男孩长大后，还能给家里增加一个劳动力，这两点优势显然女孩不具备，因此，就注定了女婴的命运。

也许有人会说，那不要把女婴溺死，把她卖掉不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吗？卖掉可以是可以，但可不是刚出生就能卖掉的。

古代买卖女童，一般要么是买回去当丫鬟，要么是进入青楼，但不管是去哪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女孩子基本上都在十岁或者十几岁以上。

只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买回去才能马上产生效益，做丫鬟也好，做青楼女子也罢，总之就是买回来就能用。

哪怕是再小点的，也至少在十岁上下，没有哪个人愿意买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回来，再费心劳力，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养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买回去的女孩太小，那就要投入好几年的成本来养活她们，先不说这投入的成本有多少，万一中间有病死了，那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刚出生的女婴基本不会有人买，而反过来，那些生下女婴的人家，即使是有打算把孩子卖出去，但也至少要把她养活到十岁左右，这期间的精力和物力，都是一种成本，而这些成本，女婴的父母不会愿意付出，更没有能力付出。

卖又卖不出去，养活也养活不起，那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把她们溺毙了事。

就像前文中，那位叫做约翰.巴罗的传教士，在询问被溺毙女婴的父亲为何这么做时，那位父亲淡然回答了一句让约翰.巴罗无力反驳的话。

“因为无力负担，所以把她留下来的话，就注定她的一生要吃苦受难，还不如让她早早去死，这样她能解脱，我们也能减少一些罪过。”---溺毙女婴父亲所言

这种观念，不仅仅是这个女婴的父母有，而是几乎所有有溺婴行为的家庭都有，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救赎”为名义的扼杀生命，就在清朝的角角落落不断发生着。

当然，有一部分父母在生下女婴后，不忍心亲手将自己的骨肉溺毙，也会采用别的方式。

比如，将婴儿放在木盆中，或者是在婴儿身上绑上几个葫芦，然后放入水中，任其漂走，寄希望于婴儿能遇到好心人救助，当年唐僧就在小时候体验了一把。

但唐僧毕竟就只有一个，大部分的婴儿，最终都是沉入河底，成为鱼虾的果腹之物。

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些婴儿送到愿意收留她们的人家里，由对方进行养育，而代价则是，这个女孩从这一刻起，就成了对方家里的童养媳，一辈子都失去了自由。

总之，溺婴这种现象，在清朝已经严重到泛滥成灾的地步，只要有女婴出生，大多数都会被溺毙，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究底还是一个穷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