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论及梁陈之际土豪宗帅的崛起时分析道：

“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盖此等豪酋皆非汉末魏晋宋齐梁以来之三吴士族，而是江左土人。”

其概括指出了南朝梁陈之际土豪宗帅的崛起于南朝政治及社会的影响。然正如田余庆先生指出的：“‘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大量出现在梁末历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中国中古时代地方土豪宗帅在政治上崛起前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梁陈之际土豪宗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江左土人”，即主要是江东的土著人群，关于他们的根源，或可从南方土著人群与王朝国家的互动中寻找答案。

中古早期也就是汉代，南方社会的土著人群因未被纳入王朝国家的统治体系内，而被加以“蛮”“夷”等歧视性称呼，南方族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王朝国家的建构。关于他们的特征有二：

一是不著户籍，不服徭役，不纳或少纳赋、调；二是不居城郭，散处山谷林野之村落中，形成散居状态。诸蛮“华化”的过程实际就是著籍成为编户齐民的“王化”过程。

随着时代的推移，南方士著人群逐步开始进入中原华夏国家的融合之中，这里存在政治体与文化认同两个层面。

政治体层面的华夏化即在制度上被纳入华夏国家，也即“王化”，文化认同层面的华夏化则包括语言、习俗、祖源重构、心理认同等方面。

南方土著人群的华夏化，既是王朝国家试图将其制度与文化认同推广于南方进而实现对南方的有效控制，同时又是南方土著人群在面对“王化海洋”时在“沾沐王化”与“依阻山险”间进行选择的互动过程。

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南方土著人群出现了两个方向的分化。选择“依阻山险”的土著人群游走于王朝国家体系的边缘，一方面试图保持其土著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又持续不断地受到华夏化的冲击。

倚仗地理形势、山林资源等条件，他们可以长期与王朝国家进行反复地抗争博弈，反映到史书中就是王朝国家在南方不断的征蛮伐夷活动。在华夏网络断裂之时，他们甚至能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但同时又面临着华夏化的选择问题。

这些土著人群持续不断地处于华夏化的互动过程中，但由于未被纳人编户齐民体制及对自身土著文化特征的保持，仍被王朝国家和华夏人士以蛮夷视之。这些土著人群的领袖，因族群和居住环境特征，在史书书写中常被冠以“酋豪”之类称呼。

这类统领土著人群占据山林湖海之地，游走于王朝国家体系边缘，处于华夏化过程中的人群即为类似汉代东南一隅的东瓯集团。

对选择“沾沐王化”的土著人群而言，他们在制度上被王朝国家纳入编户齐民，居住环境也由山林湖海扩展至谷地、平原等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文化认同开始向华夏方向转变，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最终被纳入王朝国家统治体系内，而不再被王朝国家和华夏人士视为蛮夷之属。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土著人群内部开始出现分化，部分人群凭借自身地位和资源优势，借地缘及血缘关系建构起宗族势力，而原来受其统领的土著人群成为他们的宗部，进而成为主导地方社会的郡县豪族，比如被孙氏家族拉拢来的太史慈集团。

这些姓氏与蛮夷的姓氏范围重合度极高，郡县豪族极可能是蛮族出身，也就是说自东汉时期始，南方各郡县便普遍出现了蛮族出身，由蛮夷君长转换而来的土豪人群。

随着土著人群的宗部化转向，史书对这类土著人群及其领袖的记载也不再强调其族群特征，而更多强调其宗族特征，“民帅”等词语被广泛使用。

汉末江南的土著人群正处于由土著族群转向宗族的华夏化过程中，族群特征正逐步消退，而宗族特征又尚不明显。对比对孙吴时期“民帅”即可发现当时“民帅”的姓氏很大程度上源于土著语言的音译，在华夏化过程中南方土著居民的姓氏被音译为具有华夏特征的姓氏，名也经历了逐渐儒雅的过程。

另外，大多数山居的土著群体中，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已经居住于一定地域范围内。无论是姓氏的华夏化音译特征，还是血缘为纽带的居住形式的出现，都说明孙吴时期南方土著人群（山越）正处于由土著族群向宗族转化过程中，族群特征逐步消退。

在此基础上，这些汉末江南的土著人群经过持续的转化发展，成为组织成熟的武装豪族，与同为武装豪族出身的孙氏集团展开合作或竞争。

孙吴与宗部、山越斗争的实质无非是“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与其他宗族争夺劳动力的控制权”，而孙氏成功是因其占据了先发优势同时能够有效合流当时南方的各种社会力量。

可见，中国古代地方大族的兴起，无非也是随着时代文明的进步，趋利避害互相吞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