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五千年王朝史，即精彩绝伦又昏昏纷纷。自禹夏以禅让转父子家传以来，中华王朝之五种状态：1、休养生息；2、王朝之治；3、王朝之盛世；4、王朝之乱；5、王朝灭亡，一个政权就像一个婴儿一样由生及长终归于灭，这个过程一般可分为生、治、兴、盛、衰、危、亡七个阶段，不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几千年来华夏还没有这种脱离轮回。研究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兴衰规律性的认识。

1.过度的基础建设和对外用兵

秦始皇对百越、西南、匈奴用兵同时兴建长城、秦陵等大型工程。

隋炀帝三征高丽、西征吐谷浑，同时修建大运河、营建中都洛阳。

这两个王朝“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对外用兵的同时又在国内兴建大规模基础建设，远远超出了当时人力、物力的极限，功成国破，极盛的王朝如五彩的肥皂泡，五彩光华之后，转瞬即逝，都是过度透支国力造成的。

2.收买式的对外交往

中国古代有“以德抚远”“远人宾服”的政治目标追求，并把它作为一个王朝强盛的重要目标。将“厚往薄来”的国内交往理念推广至与周边、远方国家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石。《礼记·中庸》:“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孔颖达疏:“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如此，则诸侯归服。”明·陈子龙《用夷目兵》更是说“不利其土地，不劳其人民，羁縻而已”。

唐政府对长安许多以经商致富闻名的胡商特殊照顾，每年冬天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鑫取暖。开元二十五年（737），唐政府出台专门的外国移民政策：“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并免去移民三年至十年赋税，这些政策都更加促成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移民社区的形成。留学生的费用由唐王朝与生源国共同负担。其中食宿和四季时服由唐廷发放，购书和其他费用则由生源国出资。最后都成为唐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明朝政府自明太祖开始“喜王敬中国，涉海道甚远，赐甚厚”又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成祖则认为“朝廷柔远人，宁厚无薄，其同诸番使例给之”。对于周边部族与诸国朝贡的贡物，回以高于当时市场价格的赏赐，此即“皆倍偿其价”。据相关史料记载，一斤龙涎香本来也就值9贯钱，可对外邦进献的龙涎香，明朝的收购价竟高达48贯钱一斤。朝贡之后明朝的回赐之物通常都是精美的丝绸和瓷器。朝贡国接到这些在海外市场最受欢迎的物品后，一般都会贩卖给他国，这样的中转贸易可谓“无本万利”。

明朝政府对其携带的其他货物，允许在指定的地点与民交易，并给予减免商税的优待。明成祖认为：“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同时，对于外国贡使携带物品出境，明廷也听之任之。朝贡使团规模都较庞大，朝贡也十分频繁，使得明朝在赏赐与接待朝贡使团方面的花费居高不下。“诸番使络绎道途，东西数千里间，骚然繁费，上下怨咨”

中国皇帝历来认为“外交无小事”，前来进献的人都是国家的客人，所以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所经各省、府、县，当地官员均需迎送，安置住宿、供应膳食，并将接待情况奏报给朝廷，不得有半点闪失。他们吃喝花用都不用出一文钱，全由“天朝上国”包了。

这种自持国力强盛，急功近利，只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对外交往，同样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脱离了互利的经贸本质，以提升、维系朝廷颜面为目的的“厚往薄来”政策长期进行，财政必然过度透支，影响国内各项事业的运行，往往“万国来朝”规模、数量越大盛世结束越快。

3.无甄别的难民引入

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五胡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像羯族都是西方食人族群，居然被安置在中原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西晋初年，曾经是汉族聚居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西晋的“五胡乱华”，整个大动乱历时300年之久。成为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户部的统计显示“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服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这些人大部分是西域的胡人居多。而安禄山、史思明之类的胡人将领更是利用谄媚之术，盗取政权军权，最终爆发“安史之乱”。《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为唐王朝的盛世画上了句号。

4.失去控制的宗教传播

清乾隆年间的白莲教在民间秘密传教逐渐兴盛，到嘉庆初年就以白莲教（西方摩尼教义为主）起事为标志猛然爆发，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清朝自此由盛转衰踏上了风雨飘摇的道路。（本文不讨论白莲教起义的正当性）

清咸丰年的西方拜上帝教（太平基督教）、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而成立的特殊秘密结社，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公元1851年初，“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参与的信徒约一万人。太平天国武装力量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广东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太平天国历时14年，据统计，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这还仅仅只是这五个省的死亡人数，若是就全国而言，死亡人数恐怕上亿，损失财物不计其数。（本文不讨论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当性）

5.内部权利的争斗的内耗

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官僚职能扩大，官僚机构膨胀，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加深了王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唐朝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6.文明程度的自我降低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创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迹。就是这样的成果，档案却消失殆尽，令后人无所继承。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客座赘语》则称刘大夏焚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

清朝厉行极端专制主义，大行文字狱，雍正发布“卧碑令”禁锢思想。乾隆以修书之名将无数明朝以前的科技典籍无情焚毁，据统计销毁书籍总数13600卷，15万册。不但销毁图书，还销毁版片170余种，8万余块，至此大量书籍除流亡海外的，在国内摧毁殆尽。打断了五千年的华夏科技传承。摧残知识分子，蒙昧了整个国家，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闭关锁国的道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发展。使华夏科技发展几乎停滞，致使科技断层式落后于西方。

7.闭关锁国，对外的自我限制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版的《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这15个国家是：朝鲜国（今朝鲜）、日本国（今日本即倭国）、大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小琉球国、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后被安南灭国）、苏门答剌（今苏门答腊岛八昔）、西洋国（今科罗曼德尔海岸）、爪洼国（今爪哇岛）、湓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弗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国（文莱）。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在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年）二月至六月间，即开始发生倭寇对山东、苏州、淮安等地大面积侵扰事件开始，日本“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天启四年（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倭寇作乱长达255年。对东南沿海诸如浙江、江苏、福建以及广东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倭寇“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守土以丧地被逮，总师以失律受诛者无数”。倭寇所过之处，“村市荡为邱墟”，庐室为之一空。

倭国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执掌了整个倭国的军政大权，为了满足他自己骤然膨胀的野心，也为了转移倭国国内大名对分封土地不均的矛盾，便开始对外扩张。他决定通过武力先侵占朝鲜，再征服中国，然后谋取天竺，进而称霸亚洲。万历朝鲜战争，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1592年—1598年（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三年）两次中朝人民抗击倭国侵略朝鲜的战争。7年的战争明朝方面虽胜，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削弱了辽镇的军事实力。此战后辽镇的战斗力开始下降精锐损失殆尽。短时间无法恢复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000，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只有40000，也就是说减少了60%；壬辰战争后，辽东兵力之不足、防御之单薄可见一斑。这恰恰成为一些有野心的少数民族首领提供了扩展势力的良机，蛰伏已久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开始猖獗骚扰明朝边境建立后金便是明证。造成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煤山自尽，明朝灭亡。

所谓“千日做贼终有一得，时时防贼必有一失”“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对待倭国长达255年的侵扰，只是一味防守，从不主动征讨清算，任其积攒力量卷土重来，自我限制，束缚了自己，成就了别人。最后是现代抗战14年的损失和3500万人的伤亡。

8.安适奢侈贪腐堕落

《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它告诫人们：有一个成功的开端并不困难，但真正能够把它长期保持下去却非常罕见。同样，创造盛世必不可少的求治之心和全力以赴的实干精神，往往会在成功的喜悦之中逐渐衰减和消解。王朝开始往往励精图治，但随着国力上升，逐渐安适奢侈形成惯例，享乐铺张浪费更是自然而然。

唐玄宗创建了“开元盛世”，据记载，他的几个女儿都非常讲究吃喝，为了满足孩子李隆基竟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检校进食使”，专门管理她们的吃喝。“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杨贵妃的父母兄妹，更是挥霍无度，凡豪华御食，以及国外进贡的珍稀美味，均赏赐给杨国忠等人。好端端的盛唐景象，就这样在奢靡浪费中衰败下去。

9.政治僵化，不能因时制宜调整上层建筑，改革不利

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洪武年间，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明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

改革自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结束。张居正改革，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外示羁縻、内修守备”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清丈土地整顿赋役。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但是改革却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的措施都遭到废除，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644年崇祯17年明亡，仅仅为明王朝续命62年。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北宋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改革，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推行青苗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国库充盈20年，军备加强收复了部分西北失地。但遭到反对派激烈反对，新旧派系倾轧内耗严重直至1127年，改革失败42年后北宋灭亡。

10.土地兼并，利益集团固化，资本失去管控

人口大增长、各级官吏和地主大肆兼并土地，造成人均土地占有量逐年下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日益增多，流民不断增加。地租剥削、赋税征收、苛捐杂税、徭役摊派逐年加重，广大农民生活日益困苦。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不再又积极作用，反而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统治者不考虑屯垦扩边，任凭百姓内卷消耗。而财富和权贵阶层贪得无厌，与政权的需求背道而驰。

崇祯十七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开始一路向东朝北京打来，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资金来组织军队抵挡。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十崇祯帝令：“令勋戚、大珰（大宦官）助饷。”最后崇祯这场紧急劝捐下来，总共捐了多少钱？只有区区大约二十万两。《明史》记载，闯军从贵族、大僚、太监和富人嘴里，不算金银酒器、珍宝古玩一共抠出了七千万两白银！两者相差，超过三百五十倍之多。

明朝末年极少数利益集团霸占了全国绝大部分财富，全国贫富差距极其悬殊，且贫富矛盾无法协调。皇帝让捐都不捐，这些人怎么可能分给贫民呢？曹三喜晋商山西太谷人，是明末清初大晋商，家有财产千万余两白银，商号国内遍布东北、华北、西北各大城市，国外涉足现在的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等地。南方“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并没有给政府起到财政支持作用，外敌入侵反而纷纷投敌。

结束语

“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史可以使人明智。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借鉴。“古为今用”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避免错误更快的实现华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