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更是“华夏群星闪耀”的文化巅峰。科举兴盛催生了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一批“文臣儒臣”。他们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心怀“为天地立心”的家国理想，在政治、文学、思想等诸多领域施展才华，推动宋代政治文明走向鼎盛。我们如何从这些先贤身上汲取智慧？又如何将这些智慧应用于当代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呢？4月12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办第349期“中山讲堂”，特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赵冬梅，以“华夏群星闪耀时”为主题，探寻北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智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赵冬梅，以“华夏群星闪耀时”为主题在第349期“中山讲堂”开讲。

赵冬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教育大学访问教授。她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著有《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大宋之变：1063—1086》等书；译著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等。

尽管宋朝疆域不及汉唐，但严复、钱穆、陈寅恪等民国学者均将其视为中华文明的转折点。陈寅恪更直言“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对于华夏文明的发展却有着跨越时间的深远影响力，可称之为“小帝国的大风范”。赵冬梅指出，宋代也是科举取士的鼎盛时期，在71位北宋宰相中，65人出身科举，占比高达 92%，构建了帝制时代最为典型的文官体系。这一时期，科举制度通过“糊名”“誊录”“锁院”等制度创新，使“个人决定家族”的科举社会逐步取代了“家族决定个人”的贵胄社会。这种制度变革不仅重塑了官僚结构，更孕育出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犯颜纳说为忠”为核心的新型士大夫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情怀，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勇气，皆为此种精神的生动注脚。

在新人、新政与新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背景下，华夏文明迎来了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苏轼的朋友圈堪称“文化天团”，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好友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皆为文坛翘楚。学术领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则奠基了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体系；技术层面，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更让知识传播突破阶层界限，为文化繁荣奠定了技术根基……可谓是“有千古风流人物，耀华夏古今”。赵冬梅以范仲淹为例，展现了士大夫如何践行儒家理想。面对刘太后摄政，范仲淹直言“天子无北面”，虽未能阻止冬至朝贺，却以“无效的反对”坚守礼制底线；太后薨逝后，他从大局出发，主张“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维护了皇权交接的稳定。在杭州饥荒中，他创造性地实行“以工代赈”，通过组织龙舟竞渡、寺院修缮等举措，既赈济灾民又激活经济，这种“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担当，正是北宋士大夫群体的生动写照。

对于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最好成绩”的形成原因，赵冬梅强调了皇帝因素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传统。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留下的“太祖誓碑”，为北宋留下了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政治传统。同时，北宋前期追求“安利元元”的施政原则，体现了儒家仁政，也是取得“最好成绩”的重要因素。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开始，虽然实现了富国的目标，但在政治上却导致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这种转向不仅削弱了士大夫的共治传统，更使北宋政治从 "允执厥中" 向集权转变，为南宋权相政治埋下伏笔。

本次讲座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吸引了现场两百多名读者及线上1.4万人次网友观看。互动环节围绕“士大夫精神对当代的启示”“宋代制度变革的得失”等话题展开，现场气氛热烈。有读者表示，此次讲座既具学术深度又富人文温度。一位历史爱好者感慨：“赵教授将历史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理想主义者，让我们看到宋代群星如何以智慧与担当照亮华夏文明。”讲座结束后，赵冬梅教授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捐赠新作《赵宋：如是我见》，馆长方家忠接受赠书，并表示该书将纳入馆藏，供读者借阅研习。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始终致力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山讲堂”自创办以来，已举办349期讲座，涵盖历史、文学、科技等多领域，持续为公众提供精神滋养。未来，“中山讲堂”将继续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以多元视角解读文明脉络，助力文化传承与创新。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何梦怡 通讯员 左朗辰 方嘉 苗苗

图片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