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又称“刺桐城”，位于福建省的南部、晋江的下游，水陆交通便利，是古代著名的天然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泉州历史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开始。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在今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南朝梁天监间（502～519年）置南安郡作郡治，为本地设置县、郡治之始。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中原士族大批入泉多沿江而居，由此得名。

泉州的兴盛起于唐代，与广州、明州、扬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港口”，在宋末元初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元朝中期，泉州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对外贸易港口。

一、泉州的崛起与繁荣

在隋唐之前，泉州港因濒临东海，地势低洼，常常遭到洪水灾害，自然条件远远不及与它毗邻的丰州。但是，到了唐朝时期，由于人口迁移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在此修建了多处水利工程，泉州港慢慢地变成了沃土。另外，随着唐朝对外交流的加强，拥有优越地理位置的泉州港成为了中国东南沿海对外交流的港口，泉州慢慢地发展了起来。

宋朝初年，泉州港与广州、交趾、两浙地区成为诸蕃国进贡香药、宝货的官方贸易场所，从此泉州港的地位日益重要。宋朝中期，广州的海外贸易一度消沉，泉州港作为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成为了南海诸商船舶停留的地方。同时，泉州港与明州港一样，是宋朝通往朝鲜、日本的沿岸港口，往来船只云帆遮天。宋朝元祐年间，泉州港已发展成为一个“有善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港口，政府在此设立了市舶司，往来贸易更加繁荣。在宋朝面临民族危难时，泉州也一度成为皇室的避难所。绍兴四年（1734年），金兀术率军大举南下兵逼临安，宋高宗下令命六宫泛海去泉州退避。宋政府还在泉州设置了南外宗正司，作为宋朝皇家设在泉州的留守机关。在当时宋王朝为广开财源积极开展航海贸易的前提下，这种体现皇权机构的设置给泉州港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

元朝时期，泉州港超过广州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在当时成为“七闽之都会”。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是这样记载泉州港的：“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从泉州出发，到达西亚、东非地区，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二、异彩纷呈的泉州

宋元时代的对外交通贸易空前繁荣，到泉州港来经商、传教、创业、致仕及至长期定居的外国人，数以万计。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外国人盖的宅第、开的店铺、建的教堂、庙宇，就连城外一带，也随处可以见到他们的墓葬群，丛集密布，比比皆是。因此，把当时的泉州港看作蕃汉杂处的“国际城市”，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人，与泉州人民和睦相处，互相扶持，有的外国人与泉州人通婚，成了民族融合的先驱。泉州民间素有“半南番”一语，就是专指这些中外混血儿的。外国人还在泉州东门和南门一带，建立公墓，用来安葬商贾的遗骸，这也成了后代研究泉州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佛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使泉州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互促共荣之地。世界上几大宗教并存在此，如此众多的宗教文化汇聚在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条街道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濒海开放的地理优势，以及泉州历代先民以开阔的襟怀菩于兼容博采各种优秀文化精华等诸多因素，构建了泉州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

参考文献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齐涛主编：《中国民俗通志·交通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董莉莉、陈树淑著：《周流天下——中国传统交通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古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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