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爱诗的国度，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诗歌。从《诗经》开始，这种文学体裁便开始承担了“黄钟大吕”的教化功能，让多少文人为了得一佳句而白头。诗歌文化到了唐朝后，更是进入了巅峰，唐诗数量太多，《全唐诗》中就收录了两千多人的四万八千多首诗。就因为太多，而且水平层次不齐，因此几乎没有人学习唐诗是从《全唐诗》入手的。

这样一来，唐诗选集便大行其道，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清朝文人蘅塘退士孙洙所编的《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写这本诗集的主观性很强，那就是要美。经过两三百年的考验，证明这本诗集确实选得好，而最美的唐诗，被公认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这个人名气不大，但这首诗的名气却大得可怕，甚至传到日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篇。时至今日，苏州城名胜古迹举不胜举，但关于《枫桥夜泊》，关于寒山寺的景点，依旧是游人必须观赏的重头戏。

然而，这首诗虽然写得好，写得美，却在北宋的时候，就遭到了当时的文坛宗师级别的人物欧阳修的当头棒喝。他在《六一诗话》中就曾经明确地指出：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唐人有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欧阳修富有盛名，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而且他精通佛学，所以晚年自号为“六一居士”。再加上他的门生故吏遍天下，所以此言一出，非常有市场。许多文人更是只听说过“晨钟暮鼓”的说法，也纷纷赞同。当然欧阳修还补充说道，人死了也可能在寺庙敲钟，叫做“无常钟”，恐怕张继是听到了这种钟声，也未可知。

然而，就在宋朝，就有人对欧阳修提出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比如南北宋之交的陈岩肖在《 庚溪诗话》就表示：

然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诸寺钟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

陈岩肖名气不大，但他却非常有勇气，直接向欧阳修发起挑战，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苏州就是半夜钟声。他认为宋朝如此，唐朝时就更应该如此了。宋代另外一个非著名文人曾慥也在笔记小说《类说》中记载：

欧阳公《诗话》讥唐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钟鸣时。或云人死鸣无常钟；疑诗人偶闻此耳。”予尝过姑苏，宿一寺，夜半闻钟。因问寺僧，皆曰：“分夜钟。何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诗人信不谬也。

曾慥更是专门问过苏州寺院的和尚，为什么半夜也敲钟，和尚告诉他这是苏州特有的“半夜钟”，或者叫做“分夜钟”、“定夜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小珏看过一些文章，为了证明寒山寺半夜敲钟，还特地实地访问。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枫桥夜泊》火了之后，苏州已经将其作为一张名片，很多古代传统被唤醒。甚至在清末之后这种夜半敲钟的习俗，就已经是刻意为之了。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在唐朝人的诗歌中找寻答案。

最好的例子，还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在《宿蓝溪对月》(一作《宿蓝桥题月》)所写的“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与白居易差不多同时代的于鹄则有诗云：“定知别后家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南史》中更是丘仲孚勤奋读书，以“以中宵（半夜）钟鸣为限”的故事。

尽管如此多的人，都曾经证明，寒山寺甚至其它很多寺庙，都有半夜敲钟的习惯，但欧阳修的名气太大，以至于清代黄生在《唐诗摘钞》中，还得小心翼翼地说：

夜钟声，或谓其误，或谓此地故有半夜钟，俱非解人。要之，诗人兴象所至，不可执着。必曰执着者，则“晨钟云外湿”，“钟声和白云”，“落叶满疏钟”皆不可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