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金罪犯疗养监狱：一名被单独监禁的女囚犯 / 惠康收藏，知识共享许可

19世纪下半叶，监狱官员试图规范女性的思想和身体，并维持一种新的纪律制度。然而，许多女囚犯对此进行了抵抗。

作者（从左至右）：

雷切尔·贝内特博士（Dr. Rachel Bennett）：华威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

凯瑟琳·考克斯博士（Dr. Catherine Cox）：都柏林大学学院历史学副教授

希拉里·马兰博士（Dr. Hilary Marland）：华威大学历史学教授

1859年7月，都柏林蒙特乔伊女子监狱的负责人绝望地向爱尔兰罪犯监狱的董事们写信，描述了玛丽·默里（Mary Murray）的“疯狂”行为。她在监狱中的行为变得“如此狂暴和暴力”，以至于不得不被束缚在紧身衣中。他请求立即解除对她的看护责任，同年晚些时候，她被转移至邓德拉姆刑事精神病院1。

玛丽·默里是许多被关押在新建的女子监狱中的女性之一，这些监狱包括伦敦的布里克斯顿女子监狱（1853年）和都柏林的蒙特乔伊女子监狱（1858年）。单独监禁制度——1842年在英格兰和1850年在爱尔兰引入——旨在严格规范男女囚犯的身心，以实现深刻而持久的改造1。

玛丽·默里在被转移至邓德拉姆刑事精神病院前，曾关押在都柏林蒙特乔伊女子监狱 / 《伦敦新闻画报》（1866年）

像玛丽一样，其他女囚犯也对这种“现代”惩罚和改造制度提出了挑战。例如，利物浦市立监狱收押了大量女性囚犯。1871年夏天，平均每晚有500名女性因“酗酒和堕落”被关押在那里。她们通常刑期很短，但屡次因同样的罪行重返监狱。由于人数众多，她们常常不得不两人共用一间牢房，几乎无法执行“沉默规则”1。

双重“拯救”

在维多利亚时期，监狱制度是由男性为男性设计的。女性的监禁设施往往是事后才考虑的，而为她们设计的刑罚制度主要是男性制度的改良版1。

罪犯监狱总监约书亚·杰布爵士（Sir Joshua Jebb）负责设计新的女子监狱。他认为女性无法承受男性囚犯在刑期初期的九个月单独监禁。因此，女性的单独监禁期缩短为四个月，每天23小时被关在单独的牢房中，吃饭、睡觉和工作都在其中1。

1853年建成的布里克斯顿女子监狱鸟瞰图 / 摘自《伦敦刑事监狱与监狱生活场景》（1882年）

在布里克斯顿和蒙特乔伊，男性监狱中重要的苦役并未被采用。女性则通过几个纪律阶段逐步改造：单独监禁、集体劳动，最后被转移至女子收容所。这些收容所包括伦敦的富勒姆和都柏林的金桥，女性在那里接受家政培训，为最终释放做准备1。

女子监狱以家庭和母性理想为基础，旨在恢复女性的母性特质。女性需要被“拯救”两次：首先是从她们的犯罪行为中，其次是从她们偏离预期的女性行为中。这种对期望的颠覆带来了后果1。

堕落与“非女性化”

女性被单独监禁四个月，每天23小时被关在单独的牢房中，吃饭、睡觉和工作都在其中 / 惠康收藏，知识共享许可

历史上，某些女性行为被认为需要更严厉的谴责。女性囚犯不仅因犯罪行为受到谴责，还因无法符合社会对女性的期望而备受指责1。

据报道，女性开始“爆发”：表现出狂暴行为、使用粗俗语言、实施暴力行为并破坏监狱财产。男性也可能有类似行为，但女性的“爆发”被视为“非女性化”，需要更严厉的惩罚1。

作为回应，一些监狱管理者寻求更严厉的监狱制度。1856年，伦敦科尔德巴斯菲尔兹监狱的典狱长乔治·拉瓦尔·切斯特顿（George Laval Chesterton）哀叹这些“狂暴、好斗和顽强的标本”的行为，她们丧失了获得骑士精神和同情待遇的权利，但不能被施以踏车苦役1。

爱尔兰女性囚犯被描述为“完全堕落”，甚至比英格兰的女性更糟糕。爱尔兰政府监狱监察长亨利·马丁·希钦斯（Henry Martin Hitchins）认为“放弃最严格的单独监禁是不可取的”，并在蒙特乔伊监狱开放前，游说实施比布里克斯顿更严厉的制度1。

易变、易怒、易激动

除了容易“爆发”外，女性囚犯还被认为情绪不稳定、易怒、抑郁和自杀倾向，无法承受相对较短的单独监禁期。布里克斯顿的官员，包括典狱长艾玛·马丁（Emma Martin），声称女性焦虑不安，表现出“脾气暴躁”和“精神抑郁”。在蒙特乔伊，医生奥利·巴农（Awly Banon）观察到女性非常易激动，具有“难以纠正的脾气”1。

英国多家监狱的医疗官员大卫·尼科尔森博士（Dr. David Nicolson）描述了女性的疯狂爆发和破坏行为，表现为“打碎窗玻璃、将毯子和床单撕成碎片”，这些行为源于对变化的渴望，即使变化是更糟糕的。1888年，被关押在阿马监狱的贝利娜·普赖尔（Bellina Prior）试图用玻璃割喉。当被问及原因时，她回答：“这只是好玩而已。”1

监狱官员普遍将女性的破坏行为归因于她们的冲动和缺乏自控力，这些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特质。女性被认为更容易因缺乏交流而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单独监禁期间。1860年，布里克斯顿的典狱长报告揭露了一个“计划”：行为不良的女性会假装自杀，以被安排与他人接触1。

身体对纪律的阻碍

监狱当局还必须管理囚犯的身体健康，而女性的母性身体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问题和潜在困难。必须设立产房（通常是改造后的牢房）和育婴室，并为孕妇和产后女性重新协商和修改严格的锻炼、交流和饮食规定1。

孕妇和新妈妈被单独监禁，以完成被认为是刑期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科克监狱的典狱长指出，这只能在“不损害她们或她们后代健康”的情况下实施1。

将孕妇每天单独关押长达23小时引发了关于可能造成的心理焦虑的辩论，此外还存在她们在没有医疗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分娩的风险。医疗官员通常建议将孕妇与其他囚犯关在一起，以便她们可以呼救1。

玛丽和她的孩子

罪犯育婴室允许在入狱前不久分娩或在狱中分娩的女性与婴儿保持亲密 / 摘自《伦敦刑事监狱与监狱生活场景》（1862年）

1891年7月，玛丽·康纳（Mary Connor）进入都柏林的格兰奇戈尔曼监狱开始她的五年刑期时，她刚刚分娩。她带着婴儿入狱，但几个月内，她违背了所有关于女性行为和新妈妈行为的期望，使用粗俗语言、袭击其他囚犯、打碎几块窗玻璃，并在脾气发作时撕毁自己的衣服1。

1891年12月，首席狱警托马斯·辛格（Thomas Singer）被叫来制止玛丽，他向监狱管理委员会报告说，她是一个麻烦的囚犯。但他也强调：“她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需要哺乳，这让我们难以处理她。”1

玛丽的案例并非独一无二：一些女性利用她们的母性身体作为抵抗的工具和纪律的障碍。虽然受到监狱当局的谴责，但这些女性不能被单独监禁或施以惩罚性饮食，因为她们必须照顾和哺乳她们的婴儿1。

不再是理性生物，而是恶魔

监狱官员发现女性囚犯是一个持续而令人困惑的挑战。罗马天主教监狱牧师詹姆斯·纽金特（James Nugent）在1877年总结了这些长期存在的困难：“扑克、刀子、瓶子和玻璃已成为攻击和防御的常规武器……每周都有人被带到监狱，酒精使他们疯狂并剥夺了所有女性尊严，她们的语言和行为如此可怕，以至于她们似乎不再是理性生物，而是恶魔。”1

这些困难并未消失，关押女性仍然为监狱当局提出了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蒙特乔伊囚犯玛丽·默里的命运如何？1864年12月，邓德拉姆刑事精神病院收到了关于她的询问。监狱董事们被告知，默里在11个月前从邓德拉姆逃脱。警方被通知，但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1。

本文最初由惠康图书馆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下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