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通行说法，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轴心时代”，尤其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是轴心时代的巅峰期。

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出现重大突破，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比如此时出现释迦牟尼）、中国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此三大文明又被称为“轴心文明”。

问题在于：中国百家争鸣为何在这一阶段出现，背后原因何在？背后原因自然很多，比如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即量变接近质变了；还有相对宽松的政治、学术环境，因为列国竞争，竞相招贤纳士，所以诸子百家是“用我则留，不用则去”，列国不敢怎么阻挠。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关键因素。

冶铁技术重大突破

冶金史上，中国古代一个重大贡献是生铁冶炼技术，其作用不下于后世的蒸汽机。生铁冶炼技术始于何时，如今还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春秋时期出现重大突破，且是中国原创发明。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高炉冶炼生铁技术，就是将铁矿石放入高炉中，冶炼成液态生铁，然后将之浇铸成器。或许，此前有过坩埚冶炼生铁，但坩埚体量较小，远不能与数米高的高炉相比。

生铁可以浇铸成器，高炉可得大量生铁，两者结合，就是大量铁器出现。虽然生铁直接浇铸的铁器较脆，但却很硬，不适合兵器却适合农业。国语中“美金（青铜）以铸剑戟，恶金（铁）以铸鉏、夷、斸，试诸壤土”，说的很清楚，当时以生铁铸造农具。

铁制农具大量运用，就导致了生产力迅速提升，中国出现一场“农业革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春秋到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社会大变革，就是时人所说“大争之世”。比如，铁器运用导致可以开垦更多田地，这种私田不用交税，井田自然逐渐就没人耕种，于是井田制崩溃，建立在其上的封建制度就会崩溃，就要重新建立一套制度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私田的大量出现。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铜矿较少，青铜原料获取不易，比如夏商周时有从南方获取青铜的“金道锡行”，因此青铜很贵，同时青铜本身硬度不够，并不适合农业，所以青铜时代没办法普及青铜农具。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建设更多水利设施，田地增多，粮食增产，因此就能养活更多的“闲人”或“脱产者”，就有更多的“闲人”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这是诸子百家出现和百家争鸣的经济基础，必不可少。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中的古希腊文明，却缺少这一经济基础。因为，中国之外使用的是块炼铁技术，因为缺乏切割工具，一般只能使用一次性的小炉冶铁，一炉得铁几公斤到上百公斤，得到的是一种半融化的海绵铁，需要锻打成器，且海绵铁质软（所谓古罗马短剑，西班牙铁剑，秦朝青铜剑的硬度完全碾压它们）。因此，块炼铁成本很高，且硬度甚至还不如青铜，可想而知古希腊的生产力完全没有提升的技术基础。既然如此，如何养活一大批“闲人”？

贵族知识开始下移

过去，知识被贵族垄断，而民如群氓、无知无识，因此上古时的世袭制，其实也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有些职业知识就是家族传承，外人不了解根本无法胜任某些职位。但到春秋时代，这种情况慢慢被打破了，知识开始下移，或文化下移。

春秋时期，因为王室衰弱，天下礼崩乐坏，大量诸侯惨遭灭国，很多曾经的贵族甚至沦为奴隶，比如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因为国家被灭沦为奴隶，后被秦国以几块羊皮换了过去。因此，原先由贵族垄断的知识，就这么开始下移到民间。

与此同时，春秋晚期落魄贵族开始兴起讲学风潮，比如被孔子诛杀的少正卯就办过学，还有家喻户晓的孔子办学。其中，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子路等寒门子弟也可以学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必然进一步下移，当时的“学者”阶层进一步扩大。

因为学者数量变多，往往就能迸发出火花，涌现一批学术成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经历几百年，然后到战国时才真正出现“百花齐放”。

相比之下，虽然古希腊也有城邦兼并战，也有办学的学园，但似乎并没有贵族垄断知识的阶段，且很早就出现了“学者”阶层，从未有过知识下移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各个学者都很“无私”，只要愿意学就愿意教，当然其中可能给了束脩。

以毕达哥拉斯为例：毕达哥拉斯父亲只是一富商，9岁时在提尔的闪族叙利亚学者学习，后又到米利都、得洛斯等地，拜访了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菲尔库德斯，还在萨摩斯的诗人克莱非洛斯那里学习了诗歌和音乐，后来还到埃及学习，49岁回乡开始讲学并开办学校。

当然，笔者并非以知识下移否定古希腊历史，而是它的这种状态的确违背社会发展常理。按照常理，知识起初是被少数人垄断，因为掌握某些知识就代表获得某种地位，不可能无缘无故扩散出去，只是因为社会变动而不得已的逐步下移，但古希腊及其附近，知识从没有被私藏，完全开放的，且很早就有数学家、天文家、音乐等分科。

总之，中国之所以在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其中既有几千年知识积累的量变到质变的爆发，也有诸侯战争、与争相招贤纳士等的特殊环境，更有大幅度提升生产力的生铁冶炼技术的出现，并不是无缘无故就发生百家争鸣。

相反，即便不谈文化知识下移问题，就说生产力，古希腊也难以解释。因为没有生产力的革命，就难以养活一大批“闲人”，而没有一大批研究学术的“闲人”为基础，怎能诞生一些“大师”？总不至于古希腊人特聪明，人均大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