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思录：（文/陆天然）

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庄严宣誓：“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这个看似朴素的誓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根本遵循。从毛泽东领导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到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扶弱济困作为执政根基，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史诗。

一、革命年代的扶弱实践：从土地改革到人民战争

1931年，江西兴国县农民钟发宗在分得的3亩水田旁插下“苏维埃”木牌。这一细节折射出毛泽东扶弱战略的核心——用制度保障改变弱势群体命运。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发现70%的农民因租佃制失去土地，立即将“打土豪分田地”写进《井冈山土地法》。到1934年，中央苏区80%的农户获得土地，粮食产量增长20%。这种“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扶弱实践，使红军在反“围剿”中获得25万翻身农民参军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将农民土地租金从50%降至37.5%。太行山区的佃农王老汉回忆：“减租后每亩多收三斗粮，八路军伤员在俺家养伤，俺全家宁可喝粥也要让他们吃饱。”这种扶弱举措让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19块根据地，民兵数量从1937年的10万发展到1945年的260万。

淮海战役期间，543万支前民工推着88万辆小推车运送物资，其中山东沂蒙老区的“红嫂”们用乳汁救活伤员的故事广为流传。这种人民战争的奇迹，源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确立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执政理念。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90%的青壮年参加支前，粮食征集量达100亿斤。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扶弱探索：从温饱工程到共同富裕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大包干”契约上按下红手印。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举动，成为邓小平扶弱战略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全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至1984年的4.07亿吨，1.6亿贫困人口解决温饱。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小岗村的手印，按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春天。”

1994年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创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宁夏西海固地区通过移民搬迁、吊庄建设，使35万贫困人口告别“苦瘠甲天下”的生存环境。福建宁德地区推行“弱鸟先飞”战略，通过“滴水穿石”的精神，实现从全省最贫困地区到经济增长极的跨越。这些实践为新世纪脱贫攻坚积累了宝贵经验。

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扶弱重心转向区域协调发展。青藏铁路建设中，国家投入120亿元用于生态保护，创造了高原铁路建设奇迹。2000-2020年，西部地区GDP从1.66万亿元增长到21.3万亿元，占全国比重提升至21.1%。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扶弱实践，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新时代的扶弱创新：从精准扶贫到共同富裕

2013年深秋，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这个曾经“一年只有半年粮”的贫困村，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实现蜕变：发展猕猴桃产业使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电商服务站让山货走向全国，易地搬迁使25户贫困户住进新居。2020年，十八洞村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示范村，印证了“精准扶贫”的战略价值。

在云南怒江峡谷，“溜索改桥”工程让傈僳族群众告别“索上人生”。投资1.2亿元的怒江大桥建成后，村民余阿娜说：“以前过江要2小时，现在5分钟就到对岸卖山货。”这种“输血+造血”的扶弱模式，使全国960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乡村振兴战略中，“数字扶弱”成为新亮点。山东曹县大集镇通过电商培训，让1.8万名留守妇女成为“网红主播”，2023年汉服销售额突破70亿元。浙江丽水实施“消薄攻坚”行动，通过“飞地经济”模式，使270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年收入全部达标。这些创新实践为扶弱事业注入新动能。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中国共产党的扶弱实践创造了三大奇迹：用28年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用40年实现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用新时代十年推进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让所有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必将续写扶弱济困的崭新篇章。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更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作者简介：

陆天然，法学硕士，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现任东华大学数字资产研究院院长、中国自贸区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全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智库”首席专家库成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委员会（简称：权工委）高级顾问。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改革报福建记者站站长和国务院研究室（言实）互联网时代方法论课题组组长，著有《互联网时代方法论丛书》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