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对商鞅变法给予了极高评价，表示秦国的统一大业，其基石就是商鞅变法，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也有人认为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被后世严重夸大了，其改革力度似乎也没有通史以及宣传中那么大，更像是一种持续多年的中央集权努力的延续，那么，是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秦最终扫清六合统一华夏？秦国能够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商鞅变法的真实作用是否被夸大？

其实，秦国能够统一中国的四大根本主因是：

一是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

秦国步入变成“一切为了耕战”的高效模式，主要内容为：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严惩私斗、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加收口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和执行分户令。

但是法家思想跟现代的依法治国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它有着极大的偏激和缺陷，商鞅认为应该富国弱民，民强则生变，民弱则依国，应该让民恐惧私斗，勇于杀敌，善政会导致奸民，因此摒弃一切善政，要烧毁儒家崇尚大一统的诗书，用严酷法令治国，用立功、法律来管理国家社会。

重法重刑自此笼罩秦国，也加强了秦公对基层的掌控，法家思想在初始的短时期有整合力量的作用，但是其偏激和缺陷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长久之计。

二是秦惠文王承上启下的功绩

秦惠文王丝毫不比开启变法的秦孝公、完成统一的秦始皇要差。

秦惠文王车裂商鞅，清除商鞅家族，他认为商鞅的单纯的全民耕战制不切实际，无异于异想天开，而褫灭工商业这样的极端行政，则会使国家经济陷入僵死瘫痪。

所以，全民耕战制被他取消，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在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货币，我后人熟悉的，中国使用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就是他选择的样式。

秦惠文王因为郡县制与法家没有必然联系，保留郡县制，但因为没有更好的军功制度保留了斩首授爵制。

秦惠文王在法家路线实行一段时期后及时把秦国拉了回来，他实行以国为本，攻克义渠，灭巴国蜀国设立巴蜀二郡，取得蜀地为秦国增加一个大粮仓，为秦国固本培元，因此有人认为，获得蜀地已经基本注定了秦国的最终胜利。

三是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间，发动的大规模战争

昭襄王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伊阙之战，五国伐齐，鄢郢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等，他被称为“语文课本大BOSS”，完璧归赵，请为赵王击缶的是他，坑杀赵国四十万是他，逼死白起的也是他。

他巩固对巴蜀的统治，巴蜀的稳定对秦以后的统一战争有很大促进作用；彻底消灭义渠，义渠隐患的解除，不仅消除了秦的后顾之忧，戎地骁勇的士兵众多的牲畜，还为秦灭六国提供了雄厚的军事资源。

他实行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的外交策略，造就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

他灭周，表明了秦统一天下的决心和意志，更显示了秦已具备击败东方各国联合进攻的雄厚实力，这一事件会给各国造成深刻的心理威慑，意义是深远的，灭周是一个新纪元的真正开始。

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是秦历代君王中最长的，在最后六七位秦君王中，他统治的时间超过了前任的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总和，也超过了后面的孝文王、庄襄王的总和。

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成就，他重用范雎、白起等人，为秦国的发展做出极为杰出的历史贡献，可以说昭王时代是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

翦伯赞说，昭王末年，“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是非常精辟的论断！

只是秦国长年征战，到了秦昭襄王后期已经民生凋敝，陷入“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的境地，遭到诸侯国的联合打压，战果一一丢弃。

此时，秦国能否调理阴阳，化解这种凋敝亏空的危险境地，满血重生，向统一天下吹响最后的号角呢？吕不韦登上历史舞台。

四是吕不韦以霸道和王道结合治理秦国，将秦国达到极盛

在吕不韦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下，秦国之前被透支的国力逐步被找补回来。

吕不韦下令修建都江堰，巴蜀地区自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举全国之力修建郑国渠，不但治理了秦国延续百年的水患，更使身处苦寒之地的大秦徒增良田万亩，这两项名垂千古的水利建设不但使秦国粮草民生更为盈实，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他编纂的《吕氏春秋》记载了先进的农业生产理论及技术，还下令编纂了中国农学史上的四篇开篇之作：《上农》、《任地》、《辨土》和《审时》，完善了一部新历法《月历》，记载了每个月农民应该完成的农活，各郡县长官必须劝农，秦国的农业产值大幅提升，逐渐解决了军民的粮食问题，让秦国东出之路不在有后顾之忧，实乃大秦东出之本。

吕不韦设立“太平仓”，发行文信钱，提倡商业贸易，规定商人可以不交税不服劳役，秦国的商业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

吕不韦爱才，招览天下贤能之人聚于大秦，给秦国储备人才，“欲以并天下”，文臣甘罗，王绾，李斯等等，武将蒙骜，王翦，李信等等，吕不韦在职期间任用的人才可以说都是大秦东出的核心力量。

吕不韦开始要求秦军出征讲究师出有名。吕不韦废除了自商鞅变法以来盛行的“计首授爵”规定，抹除了商鞅变法的最后遗迹，提倡“义兵”政策，所谓“义兵”，就是不扰民，不乱杀人，攻入敌国后，要“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

该政策使秦国达到了“克其国，不及其民”“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之目的，敌军拼死抵抗大大减少，秦国统一步伐加快。

吕不韦两次打破六国合纵联军的围攻，亲自部署军队灭掉东周国，彻底将周朝残余势力消灭；派蒙骜出兵攻打韩国夺取大片领土，设立“三川郡”；派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太原、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座城池；又攻取了魏国的高都和汲；命王龁攻打上党郡，设立“太原郡”；吕不韦还用24万两黄金离间致使联军最后一位强大统帅信陵君去位；攻取魏国二十余城，设立“东郡”。

东郡的设立，使秦国版图直接与齐国相连，为秦国取得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彻底断绝了六国合纵的可能性，燕赵和魏楚的地理联系已经被隔绝了，六国陷入待宰割的最终局面，这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进程的重大突破和里程碑，统一天下进入收官阶段。

假使秦国顺着吕不韦霸道、王道兼用的路线一直走下去，或许秦国的统一进程比历史上更加迅速，而统一后秦朝对天下实行吕氏休养生息爱民政策，秦朝可能成为一个政局稳定、民生恢复、国祚绵长的伟大王朝。

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终归没有如果，嬴政长大了，嬴政亲政，吕不韦罢相，吕不韦将《吕氏春秋》进献给嬴政，嬴政弃之不用，他笃信韩非子观点：君王不靠德行才能，而仅仅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

韩非子主张君主必须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君主要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分割，抢夺，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些身边人包括妻妾子侄，叔伯兄弟在内的全部亲戚，还包括近臣亲信，他们被韩非子统称为八奸，都是高度警惕的对象，对于受到楚系外戚钳制，长期大权旁落的嬴政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嬴政当时也难以去大范围更改政治路线，因为政治路线是个系统国家工程，除了楚氏外戚的政治影响，没有一位法家相邦也不可能实现这一国家工程，嬴政的法家路线实际是完成全国统一后立李斯为相邦进行的。

吕不韦继任者昌平君为相十二年，在没有鲜明的新思想路线代替吕氏思想前萧规曹随，权力观完全迥异的秦王政也不可能像吕不韦那样将吕氏路线方方面面严谨遵行奉为圭臬，各方面行政条款可能有微调损益，比如秦王政期间应复辟过一阵“斩首授爵制”，但又黯然取消了。

等到前225年昌平君罢相，已经距统一仅仅四年了，因此，至前221年统一六国，是一种“大致沿用吕氏治国路线”的路线。

今天出土的那一时期秦简记载了与后期苛暴秦法完全迥异的德政思想，应系公元前218年李斯为相之前或大规模铺开法家路线之前。

科学的节奏应该是，统一前用极端的法家路线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完成统一大业还有点道理，统一后应果断抛弃法家启用德政路线。

可惜的是，秦始皇反而完成统一后启用法家路线，先是，法律制度全面更替启用法家路线；然后，发生了淳于越对秦始皇的规劝，引起李斯的激烈反应和焚书坑儒建议；然后，秦始皇研究过决策结果为，大力严肃推行法家路线，采纳李斯焚书坑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法家”。

除了人们关注的兵役徭役问题（计算总人口能出多少丁，然后南征50万军，击胡30万军，修长城的，修阿房宫的，修骊山陵墓的，修甬道的等等），关键是严苛秦法对民生的结构性伤害。

秦始皇在大统一之后反而选择法家，导致了秦朝覆亡，后世每次乱世统一人们对和平珍惜感恩，新政容易铺开，秦灭六国不同的是，六国之人很多有故国之思和灭国亡亲之恨，铺开严刑峻法缺乏人和基础。

即便如此，极端政策在推行一段时期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效能的，但只能实行一段时期，一段时期以后就应该调整了，秦始皇不但生前未能自行调整路线，也没有为继任者安排好。

秦惠文王一上位立即诛杀商鞅，清除商鞅家族，废除法家政策，将秦国从极端拉了回来；而扶苏不认同法家任法重刑，若其上位立即诛杀李斯，清除李斯家族，废除法家政策，重现秦惠文王之功，则大秦尚有可救。但是生命倒计时的李斯没有认命，他伙同赵高除掉了扶苏，大秦彻底失去拨乱反正机会，很快灭亡。

因此，法家的商鞅变法仅仅在起步一段时期起了作用，但将秦国富强决胜都归功于它，不是夸大冒功的问题，是害益搞反了。

现代的依法治国与偏激排斥善政的战国法家孑然不同，战国法家的历史作用，其实被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