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宦官财权具有自中央向地方、自内廷向外朝发展的趋势。北司宦官凭借内库财政的发展与国库争夺进奉。内诸使司系统以外，宦官更多凭借其掌握的其他权力间接取得财权，更多涉及国家财政方面，主要分布在军事、宗教、税收、贸易四个领域。与唐前期宦官仅掌中藏宝货管理出纳相比，唐后期宦官财权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军事领域的宦官财权

安史之乱以来，宦官内掌中央禁军、外任诸道监军，其军事权力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依托于军权，宦官在军事领域下亦掌握了不少财权，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担任军事系统下财政相关使职；二是在担任神策军使、监军使等军事类使职时涉及对铜铁冶炼、商业贸易、农事水利、租税榷利等经济事务的管理，从而间接掌握一部分财权。

神策军是唐后期中央禁军的主力，其领导权掌握在宦官手中。神策军系统之下，宦官担任征马、采造、宴设、监铁冶等使职，直接掌握相关财权。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为宦官所掌，最高军事长官护军中尉也由宦官担任，这很可能是神策军中出现宦官征马使的原因。也就是说，左右神策军下宦官通过担任征马使掌握一部分牧马财权是以其军事权力为根基的。

神策军系统下宦官还有担任宴设使。贞元初邢君牙所掌乃是凤翔府，且为右神策行营。而行营军中宴设司仅欠失散落钱物就有五十余千，左右神策本军中宴设钱物之多可见一斑，神策军宴设使当管理着相当数额的宴设经费。

直接领使以外，宦官还凭借神策军权间接掌握财权，首先是管理京都两市贸易。神策管理两市交易实际上与其军资官钱经营密切联系在一起。富商和神策军之间实际上形成了钱权交易之利益链条，而神策军管理两市交易更为此类交易提供了便利。其次是插手扬州等八道税酒事务。酒税本设有相关部门掌管，宦官实际上凭借其军事和政治力量，借口充实军费，插手干涉地方税收。

宗教领域的宦官财权

唐代宗教事务本归鸿胪寺及礼部的祠部司管理，然而随着功德使一职的设置和发展，宦官势力逐渐参与到宗教事务管理中。宦官功德使几乎完全侵夺祠部宗教管理之职，在元和二年（807）宗教事务自是全归功德使。

宦官功德使涉及的经济相关工作主要有兴建修造寺观和管理寺观庄宅邸店产业。玄宗时宦官主管修功德事，出使四方，于地方郡县兴寺造观，所费甚多。一般情况下唐后期左、右街功德使由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兼任，此时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兼领功德使，仅给付学士撰写碑文之酬劳就有钱万缗，功德使所掌寺观修造钱之多可见一斑。

寺观之土地庄宅邸店等产业本由其自身经营，与功德使关系不大，功德使大量接管实际上发生在会昌时。。功德使之所以接管长安富寺产业，除了因为其本身是宗教事务管理者外，还与直接执行会昌毁佛有关。当时神策中尉功德使与神策军主要负责京师佛寺勘验工作。

功德使之所以接管长安富寺产业，除了因为其本身是宗教事务管理者外，还与直接执行会昌毁佛有关。当时神策中尉功德使与神策军主要负责京师佛寺勘工作。

税收领域的宦官财权

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但随着高宗武后以后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逐渐难以为继，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旧有税收体制濒临奔溃，税制改革迫在眉睫。

此时仅依靠原本度支盐铁征税体系已无法支撑国家财政，故而出现了催促、催勘、租庸等新的征税类使职，以保障租赋之征收供应，而宦官亦有通过被委派担任此类使职取得相关国家税收权力。

宦官任催促使、催促副使。乾符时因徐州运路断绝，中央政府面临着南中军需转运之难题。除要求诸道州场监巡院自专催促以外，朝廷很可能还派遣专使催促诸道钱粮物资转运供军，太原王公所任之南面催促使当是此类。

乾符末还有宦官吴承泌任河中府解县催勘使、榷税使。催勘使之“催勘”当是催促、勘验之意，即作为中央遣使监管两池盐利。榷税使与催勘使不同，是实际负责盐利征收之使职，僖宗当是在河中失控的情况下，将两池盐务完全委托给吴承泌，寄希望其能与地方藩帅争利，最大限度保障盐利入朝。

宦官担任的征税类使职还有租庸使。建中元年（780）两税法改革以前，唐代税收实行租庸调制，此使当是为催征转运租庸调而设。

综上，僖宗乾符以后，宦官通过担任催促使、催勘使、租庸使等使职掌握国家租税、盐利等征收调拨之权，其势力侵入原三司所掌之国家财政体系。这一时期的情况显然与元和、长庆时不同，当时宦官领粮料、和籴等使干涉度支供军系统为朝官所阻而罢，宦官财权在三司财政领域的扩张与受限总体而言处于内廷与外朝之争的框架下。而僖宗以后，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三司财政系统濒临崩溃，此时宦官被委派征税类使职实际上是代表中央与地方藩镇争利。

贸易领域的宦官财权

内诸使司系统以外，宦官还有被委派担任市马使、印纳使、市舶使等代表政府进行马匹、海外珍货等交易活动，以及被委派市牛事等，从而掌握相关财权。

宦官任市马使、印纳使。唐前期市马使往来西域诸国之间从事市马活动，宦官既有担任市马使，当掌握一部分贸易相关财权。 除了市马外，宦官还有被差遣负责市牛事务。

唐后期仍有设市马使，然情况却与唐前期截然不同。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入寇，尽陷河西、陇右之地，西域交通断绝，再加上唐王朝由盛而衰，恐怕没有财力支撑大规模市马活动。

唐后期政府主要市马对象不再是西域诸国，而是回纥，且唐王朝由交易过程中主动一方变为被动一方，唐前期政府为求西域宝马，多是主动派遣使者外出交易；唐后期则多是回纥仗安史之乱派兵平叛之功，每岁主动遣使以马和市缯帛。

宦官任市舶使官任市舶。市舶使之职务主要与南海贸易相关。市舶使的职能中实际包含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即征税舶脚税和收市进奉。后期，市舶使不仅有了固定治所，还开始切实掌握外贸管理权，具体包括两部分，一是负责进贡之珍货，二是组织管理蕃商在民间设市贸易。

总之，内诸使司系统外的宦官财权也更多涉及国家财政收支。国家三司财政系统在唐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独立运转，国家财赋收支权也牢固掌握在外朝度支、盐铁、户部等三司财官手中。这也是元和、长庆时皇帝任命宦官担任粮料、和籴、造茶等使干涉其中时受到外朝势力激烈反对的原因。

而宦官全面干涉国家财政收支则发生在僖宗乾符以后，当时中央与地方藩镇矛盾激化，三司财政系统濒临崩溃，这一背景下宦官担任催促、催勘、榷税、租庸等使掌握两税盐利之征收权，担任粮料、监水运等使掌握供军支出权，实际上是代表中央与地方藩镇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