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倡导重视“史义”、重视经世的健康学风

章学诚（1738—1801）生活的乾嘉时期，在文化方面有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学极度盛行。清代考证之学兴起于康熙末年，乾隆年间考证学已达至极盛，是当时特殊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章学诚很佩服考证名家，高度重视戴震、钱大昕等人在考证经典方面的成就，认为他们的考证学成就在阅读古代经典、研究古代社会制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也清醒地看到，在那个“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烂如日中天”的考证学盛行时代，许多士人终日疲精劳神地埋头于琐碎的材料收集、排比、考证工作，醉心于枝枝节节的问题，繁琐考证的治学风气脱离了社会实际和学术的正确方向。在章学诚看来，学术的正确方向，应该对社会进步、世情风尚有益，应该让士人关心国家的前途。因此，他独树一帜，挺身而出，敢于抵制盛行的繁琐考据风气，表现出可贵的使命担当精神。他倡导重视“史义”、重视经世的健康学风，其言论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误把功力当作学问，会造成学术方向的迷失

针对当时视考证为学问极致的风气，章学诚有的放矢，强调要认识“功力”与“学问”二者之间的区别。他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功力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意即酿酒要用秫黍做原料，如果你把原料当作成品，就是把秫黍当成了酒，这正是当时诸多考据家在认识上的重大误区。考据家搜集、考订材料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只是罗列现象，浮于表层的东西，只能称之为“功力”，而做学问不能只停留在这一步，还要从材料中提出独到的见解，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他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搜集原始材料与加工提炼精品二者间质的不同。他进而指出，真正的学问，是在掌握丰富材料之后再深入进去，以求明白其所以然的道理。他认识到，误把功力当作学问，结果造成了学术方向的迷失，因此告诫人们不要盲目地跟着风气跑。学者整日处在只关心枝节问题的材料堆里从事繁琐考证，等于“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这正打中了繁琐考据的要害。

章学诚提出，著述应该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且二者居于不同层次：“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他又很形象地比喻道：“史识”即理论思想，好比是坐车的人，而在收集、排比资料上下功夫就好比是车辆在行驶，“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意即人若想到达目的地需要乘坐车船，但是人不能一辈子无目的地永远坐在车船里，同样道理，做学问需要以考据作为手段，但是不能沉溺于考据而忘记经世的目的。他曾辛辣地嘲讽过那些把繁琐考证误认为最高学问的人，那些把搜求、考证古代零星材料当作“足尽天地之能事”的人出生在秦焚书以后算是幸运的，有这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可做；倘若他们生活在焚书以前古籍保存完整的年代，那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章学诚大力针砭繁琐考证学风的主张，预示着整个学术风尚行将转变

清代学术的发展充分证明：章学诚从学术方向、价值认识、治学方法等方面对脱离实际的考证学风的针砭都切中肯綮，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批判很坚决，批评又是讲道理的，因而能打中要害。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学风流弊的针砭，已达到自觉的程度，他是有意识地以逆时趋而持风气为己任。他曾写信给钱大昕，很深沉、很痛切地披露自己的心迹：“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可见，章学诚是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而自觉地担负起来。在考据的习尚风靡于世、人人倾倒的情况下，他却能看到危害，并且不顾从达官显贵到整个学者社会所构成的巨大压力，即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他也毫无顾惜。繁琐考据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章学诚的批判针砭，预示着学术风气变化的新趋势。

当时，已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群趋于考证之学造成学风偏差的问题。此后继起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经世”思潮。事实证明，章学诚大力针砭繁琐考证学风的主张，恰恰符合时代的需要，预示着整个学术风尚行将转变。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对于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陈其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