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李自成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这位陕西米脂县出来的“闯王”，带领农民军刮起席卷全国的起义风潮，最后推翻了大明王朝，建立了大顺。

但是，这个政权只存在了41天，李自成便被迫离开北京城，后来还被山民当成贼打死了。

毛主席对历史上的起义领袖都了如指掌，但对李自成却有着不一般的特殊情结，多次提起李自成的故事，告诫大家，既要学习李自成的优点，也要避免李自成的缺点。

综合来说，毛主席对李自成的评价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李自成进驻北京之前，另一部分是他进驻北京之后。

应该说，在毛主席的心目中，李自成在进驻北京之前的形象还是很完美的，这也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关注李自成，读了很多李自成的书有关，认为李自成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对他均田、均富的思想非常赞同。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主席拿出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中国农民革命，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他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大纲，里面多次提到李自成，赞扬他是一位英雄，并多次举他的例子给农运骨干讲课。

比如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

“当时陕北大饥荒，李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保卫工作谈话中再次讲到了李自成，说：

“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再次热情讴歌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说：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当然，毛主席对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也看得很清楚，比较典型的就是“流寇主义”。

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准备调毛主席到上海工作，但毛主席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说他总结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还说：

“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因此，在古田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说，要与流寇主义思想做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允许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再次强调说：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不久后，毛主席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天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破产的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

为了让各级领导真正了解李自成，从他身上借鉴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毛主席特别重视李自成史籍的出版，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2年4月，毛主席收到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写的40回本38万字的《永昌演义》，由于工作太忙，他没有第一时间读。两年后，毛主席专门抽时间读完了这部书稿，非常高兴，表示对此书很感兴趣，让人抄存了一部，并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说：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了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仰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李健侯先生为祷！”

在信中，毛主席很赞同作者对李自成的正面歌颂，但是，本书遗憾的是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进行分析，希望作者能修改一下。

第二次，是在1944年3月，郭沫若为了纪念李自成起义三百年，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看到后非常欣赏，立即批示有关部门刊印，并把它列入整风文件，引导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

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讲话中指出：

“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的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主席又专门致信郭沫若，说：

“我们把它当整风文件来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对于如何避免胜利后的骄傲问题，其实毛主席也一直在认真思索，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要求各级干部以李自成为鉴，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赶考对”。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各机关进驻北平，临行前，有人问毛主席：“您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行吗？”

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主席说：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到了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召集高级干部谈话，又给大家讲了李自成进京后的故事，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并再次强调说：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第三次，是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出版。

1966年6月，毛主席翻阅《李自成》第一卷上册，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了。

7月的一天，毛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会议，突然对身后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

“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部书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写完，姚雪垠还专门致信毛主席，希望毛主席能支持他继续写完《李自成》。1975年11月，毛主席在视力严重下降的情况下，仍然用铅笔亲自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李自成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告诫大家一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直到今天，毛主席那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话，在我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参考资料：《历史学者毛泽东》《李自成》《明末农民战争史》《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