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一脉，如何让自己的世族延续了整个大明王朝？

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徐达一脉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从开国功臣徐达开始，这个家族在动荡的政治风云中不断壮大，最终成为贯穿整个明朝的显赫世族。他们是如何在皇权更迭、政治倾轧中保全自身，并不断壮大家族势力的呢？是靠着徐达留下的赫赫战功？还是凭借着与皇室的姻亲关系？又或者是家族成员们的政治智慧？徐家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处世之道，才能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显赫的地位？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一探徐达一脉的兴盛之谜。

洪武元年（1368年）初春，金陵城内一场特殊的棋局正在进行。身着龙袍的朱元璋端坐于太师椅上，对面是他的得力助手徐达。这场棋局并非寻常对弈，而是一场关乎国家大事的政治博弈。

徐达，这位从小习武的汉子，自22岁投奔朱元璋以来，便以惊人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然而，此刻的他却显得格外谨慎。他深知，在这个新朝伊始的关键时刻，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家族的未来。

棋局进行到中盘，朱元璋突然说道："爱卿，朕今日要你全力施为，莫要再像往常那般相让。"徐达闻言，不禁暗自思忖：若赢了皇上，恐怕会引起猜忌；若输得太明显，又有辱军师之名。如何在这进退维谷之中寻得平衡，成了摆在徐达面前的一道难题。

棋局持续了近两个时辰，朱元璋终究技不如人，败下阵来。眼看龙颜大怒在即，徐达急中生智，将棋子重新摆成"万岁"二字。朱元璋见状，怒气顿消，龙颜大悦，当即将莫愁湖赐予徐达。

这一棋局，不仅展现了徐达的机智过人，更体现了他"不矜不伐"的处世之道。在朱元璋面前，徐达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既不恃功而骄，也不贪图权势。这种态度让朱元璋对他愈发信任。

徐达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新朝初立的时期，功高震主是大忌。因此，他刻意在朱元璋面前塑造了一个"不好女色，不贪财物"的形象。这种自我约束不仅赢得了朱元璋的赞赏，也为徐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封徐达为魏国公。这个封号不仅是对徐达军功的肯定，更是朱元璋对他忠诚的认可。徐达深知，这份殊荣来之不易，更需倍加珍惜。他常常告诫家人："我们徐家能有今日，全赖皇恩。切记不可恃宠而骄，须知荣辱与共。"

然而，徐达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对朱元璋的应对上，更体现在他对家族未来的布局上。他深知，一个家族的兴盛不能仅仅依靠一人之力，还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因此，他特别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不仅要求他们学习文武之道，更要懂得为人处世的智慧。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因病去世。朱元璋闻讯，悲痛不已。他不仅追封徐达为"中山王"，更破例让徐达配享太庙，列为大明开国第一功臣。这份殊荣，不仅是对徐达一生功绩的肯定，更为徐家后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达的去世，恰好避开了朱元璋晚年对功臣集团的清洗。这既是徐达的幸运，也是他智慧的体现。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徐家树立了一个"忠君爱国，不贪不腐"的典范，这个典范成为徐家后人行事的准则，也成为徐家能够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徐达的智慧之举为徐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徐氏女眷们的政治联姻则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了徐家的影响力。在明朝的宫廷政治中，徐家女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她们的聪慧与谋略成为徐家在朝堂上的另一道强大屏障。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登基后不久，便将徐达之女徐妙锦册封为皇后。这桩婚事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暗藏玄机。早在靖难之役期间，徐妙锦就已经成为朱棣的侧室。她的兄长徐辉祖虽然坚定地站在建文帝一方，但徐妙锦却成功地在新旧两朝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徐妙锦入宫后，以其温婉贤淑的性格很快赢得了朱棣的宠爱。她深谙宫廷之道，从不干预朝政，却在关键时刻为徐家说话。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下令追究靖难之役中支持建文帝的大臣，徐辉祖自然在列。徐妙锦得知消息后，立即向朱棣进言："陛下以仁德得天下，今既已君临天下，何不以宽仁之心待功臣之后？"朱棣被她的话打动，最终赦免了徐辉祖。

徐妙锦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为家族谋福利上，更体现在她对国家大事的远见卓识。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这一决定在朝中引起巨大争议。徐妙锦却支持朱棣的决定，她向朱棣进言："北京襟带三关，利于防御外敌，实乃帝王之都。"她的这番话不仅坚定了朱棣迁都的决心，也为徐家在新都北京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

徐妙锦的贤德之举不仅赢得了朱棣的信任，也为徐家在永乐年间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她的侄女徐涃珍后来也被选为朱高炽的妃子，成为仁宗皇后，进一步巩固了徐家在宫中的地位。

然而，徐家女眷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后宫。徐达的孙女徐氏嫁给了朱棣的第四子朱高煦，成为汉王妃。虽然朱高煦在夺嫡之争中失败，但徐氏凭借其机智和远见，成功地保全了汉王一系。她常常劝诫朱高煦："皇上圣明，太子仁厚，我等当以社稷为重，切莫轻举妄动。"正是由于她的劝阻，朱高煦在朱高炽即位后并未造反，反而得以保全爵位。

徐家女眷的政治智慧不仅体现在她们的言行上，更体现在她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上。徐妙锦特别重视对皇子们的教育，她常常邀请大儒入宫授课，为皇子们讲解经史子集。这不仅培养了皇子们的学识，也为徐家在下一代皇帝中埋下了友好的种子。

宣德年间，徐皇后的侄女徐涃珍成为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她延续了徐家女眷的传统，以温和谦逊的态度赢得了朱瞻基的信任。当朝中大臣因各种原因被贬或处罚时，徐涃珍常常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求情，使得许多大臣得以重新起用。这种做法不仅彰显了皇后的仁德，也为徐家赢得了更多朝臣的好感。

徐家女眷在宫廷中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虽然她们很少直接参与朝政，但她们的言行举止无不彰显着徐家的家风家教。她们以智慧和谋略，在风云变幻的宫廷政治中为徐家寻得了一条生存发展之路，使得徐家能够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显赫的地位。

这些徐氏女眷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她们个人的才智，更折射出了徐家在政治联姻中的精妙布局。她们如同一条条隐形的纽带，将徐家与皇室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徐家的长久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徐达的智慧之举和徐氏女眷的政治联姻为徐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徐家子弟们的政治博弈则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了家族的影响力。在明朝动荡的政局中，徐家子弟们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通过多方下注的策略，确保了家族在各种政治风云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驾崩，其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此时的徐家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是全力支持新君，还是暗中支持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徐达之子徐辉祖选择了前者，而徐达之孙徐增寿则选择了后者。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实则是徐家精心布局的结果。

徐辉祖作为建文帝的铁杆支持者，在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力主削藩。他积极参与制定针对藩王的政策，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建文二年（1400年），徐辉祖提出了"五年削藩"的计划，得到了建文帝的高度赞赏。这一计划虽然引发了朱棣的不满，但却使徐辉祖在建文朝廷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徐增寿则在暗中与朱棣保持联系。他利用自己在南京的影响力，为朱棣提供重要的情报。靖难之役爆发后，徐增寿更是成为朱棣在南京的重要内应。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登基后，徐增寿因功被封为武进伯，成为新朝的重要支柱。

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使得徐家无论在哪一方获胜，都能保全家族利益。当朱棣最终胜出时，徐辉祖虽然被贬，但因妹妹徐妙锦的周旋，最终得以保全性命。而徐增寿则凭借对朱棣的支持，使徐家在新朝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徐家的政治智慧不仅体现在"两面下注"上，更体现在他们对政治局势的精准把握上。永乐年间，朱棣多次北伐，朝中大臣多有反对之声。然而，徐家子弟却一致支持北伐政策。徐增寿之子徐欣，在一次朝会上慷慨陈词："陛下北伐，乃雪国耻、扬国威之举。我徐家世代为将，愿效犬马之劳。"这番话不仅赢得了朱棣的赞赏，也为徐家赢得了参与北伐的机会。

宣德年间，徐家子弟继续在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徐欣之子徐永昌凭借出色的才能，逐步晋升，最终在英宗朱祁镇时期成为权臣。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爆发，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在这个危急关头，徐永昌力主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是为景泰帝。这一决策不仅稳定了朝局，也使徐家在新朝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徐永昌并未因此而忘记对前朱祁镇的忠诚。当朱祁镇被释回国后，徐永昌积极为其复位奔走。天顺元年（1457年），朱祁镇重登大宝，徐永昌因功被封为武进侯。这种在政治动荡中始终保持平衡的能力，正是徐家子弟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徐家子弟的政治博弈不仅局限于朝堂之上，他们还十分注重在地方上培植势力。徐辉祖的孙子徐有贞在正统年间出任应天巡抚，负责管理江南地区。他在任上大力推行水利工程，疏浚河道，修筑堤坝，不仅造福一方百姓，也为徐家在江南地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种地方势力的积累，为徐家在朝局变幻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徐家子弟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他们对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平衡上。他们深知，家族的兴盛离不开国家的繁荣。因此，在处理政务时，他们往往能够做到公私兼顾。比如，徐永昌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大力整顿财政，严惩贪污，虽然得罪了不少权贵，但却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这种行为不仅彰显了徐家的正直形象，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贡献。

徐家的兴盛不仅源于其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更源于其独特的家风。这种家风是儒家传统与军事传承的巧妙融合，成为徐家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

徐达虽出身寒微，却深谙儒家之道。他常对子孙说："吾等虽以武功立业，然治国安邦，还需文治。"这句话成为徐家家训的核心，影响了generationsof徐氏子弟。在徐达的影响下，徐家子弟不仅习武，更重视文学修养。

徐辉祖就是这种家风的典型代表。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还精通诗文。据《明史》记载，徐辉祖"博览群书，下笔成章"。他曾作《郊禘歌》十二章，颇受朱元璋赞赏。这种文武全才的特质，使徐辉祖在朝中备受重用。

徐家的家风还体现在其对忠君爱国精神的传承上。徐达曾言："吾辈受国家厚恩，当以死报之。"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徐家后人。在靖难之役中，徐辉祖坚守南京，誓死不降。虽然最终兵败，但其忠义之举却为后世所称颂。

然而，徐家的家风并非僵化不变。随着时代的变迁，徐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之道。永乐年间，徐增寿意识到单纯的忠君已不足以保全家族利益，于是提出了"忠君为上，保家为先"的新理念。这种理念既不违背忠君的传统，又为家族的生存留下了余地。

徐家的家风还特别强调谦逊和低调。徐达曾告诫子孙："功高震主，历来为祸根。吾等当以谦卑自处，方能长保富贵。"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徐家后人的行为方式。例如，徐永昌在位至权臣时，依然保持低调作风，从不炫耀权势。这种谦逊的态度，使徐家能够在明朝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

徐家的家风还十分重视教育。徐达虽然自身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常说："欲望子孙昌盛，必先重视教育。"在这种理念下，徐家建立了私塾，聘请名师教导子弟。不仅如此，徐家还特别重视实践教育。每年春秋两季，徐家都会组织子弟到郊外演练武艺，既传承了军事技能，又锻炼了体魄。

徐家的家风还体现在其对家族成员的严格管理上。徐达曾定下规矩："家中子弟，不论贵贱，皆需晨起读书，暮归习武。违者重罚。"这种严格的管理确保了徐家子弟的素质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据《明史》记载，徐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的及第率远高于一般家族。

徐家的家风还特别强调家族团结。徐达常说："吾家兴衰，系于团结。"为此，徐家每年都会举行家族大会，商讨家族事务，解决内部矛盾。这种做法不仅增强了家族凝聚力，也为徐家在朝中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徐家的家风还十分注重与民间的联系。徐达曾告诫子孙："国以民为本，失民心者必亡。"基于此，徐家一直保持着慈善的传统。每逢灾年，徐家都会开仓赈济，深得民心。这种行为不仅彰显了徐家的仁德，也为徐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徐家的家风还体现在其对艺术的追求上。徐达虽出身寒微，但他深知"文治武功"的重要性。他常鼓励子孙学习书法、绘画等艺术。徐辉祖就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曾受到朱元璋的高度赞赏。这种对艺术的追求，不仅提升了徐家的文化品位，也为徐家在文人阶层中赢得了尊重。

徐家的家风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徐达常说："为官之道，在于实干。"这种思想影响了generationsof徐氏子弟。例如，徐永昌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亲自下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制定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

徐家的辉煌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渐褪色。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在权力更迭和政治风云的变幻中，经历了一系列命运的转折，最终走向衰落。

成化年间（1465-1487），徐家的政治影响力开始减弱。这一时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朝政日渐腐败。徐永昌的孙子徐鹏举虽然官至兵部尚书，但在宦官专权的大环境下，难以施展抱负。他曾多次上书谏言，指出宦官干政的弊端，但未能得到成化帝的重视。反而因此得罪了权宦王震，被贬为南京兵部尚书。这次打击标志着徐家在朝中地位的下降。

弘治年间（1488-1505），徐家试图重振声威。徐鹏举的儿子徐谦以才学出众闻名，在科举中高中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徐谦在朝中力主改革，主张裁撤冗官，整顿吏治。他的改革思想得到了弘治帝的赞同，一时间徐家似乎有复兴之势。然而，徐谦的改革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引起了强烈反弹。最终，徐谦被排挤出朝廷核心圈，徐家再次遭受挫折。

正德年间（1506-1521），是徐家命运的转折点。这一时期，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度，宠信刘瑾等奸臣。徐谦的弟弟徐渭，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多次上书直言进谏，批评朱厚照的荒唐行为。然而，这些谏言不仅未被采纳，反而激怒了朱厚照。正德三年（1508），徐渭被以"妄议朝政"的罪名下狱，次年被处以极刑。徐渭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徐家地位彻底沦落的开端。

嘉靖年间（1522-1566），徐家的处境更加艰难。嘉靖帝沉迷道教，疏于朝政，宦官魏忠贤专权跋扈。徐渭的儿子徐光启虽然学识渊博，但在朝中处境困难。他多次上书建议革除弊政，却屡遭排挤。嘉靖三十二年（1553），徐光启被诬陷参与"严嵩案"，被贬为南京国子监祭酒。这次打击使徐家在朝中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

万历年间（1573-1620），徐家试图通过科举重新崛起。徐光启的孙子徐弘基在万历十七年（1589）的会试中高中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然而，此时的朝廷已经被党争所困扰，徐弘基虽有才华，却难以施展。他多次上书建议改革科举制度，但均未被采纳。万历三十年（1602），徐弘基因得罪权臣被贬为广西按察使，徐家再次遭受打击。

天启年间（1621-1627），徐家迎来最后一次复兴的机会。徐弘基的侄子徐光宗凭借出色的才能，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他力主抗击后金，主张加强边防。然而，此时的明朝已经积弊难返，徐光宗的建议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天启七年（1627），徐光宗因得罪魏忠贤，被免去兵部尚书之职，徐家的政治影响力再次跌至谷底。

崇祯年间（1628-1644），徐家面临着最后的考验。徐光宗的儿子徐孚远虽然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但在国家危难之际，难以挽回大局。他多次上书建议改革军制，加强边防，但均未能得到崇祯帝的采纳。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覆灭。徐孚远在混乱中殉国，徐家的政治生命也随之终结。

纵观徐家的衰落过程，可以看出其与明朝政局的变化息息相关。从成化年间宦官专权开始，徐家就不断遭受打击。虽然在弘治、嘉靖等时期有过短暂的复兴，但始终未能重现昔日辉煌。最终，随着明朝的覆灭，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也走向了末路。徐家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