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军不断被打败的时候，清政府里的一名外交人员却拉起了一支船队，打算一路开到日本的核心地带去。

要是慈禧没拦着，那场战争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突生奇策，直捣黄龙】

清朝时候的外交家龚照瑗带着使团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这四个国家访问，他身边跟着一位叫宋育仁的助手。

甲午战争打响那会儿，宋育仁正好在伦敦当大使呢。

他虽然只是个读书人，但身为外交家和思想者，他去西方国家考察时，关注的不仅仅是各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

宋育仁对世界形势和军事领域也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钻研。

他觉得，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军事上的进步真的很快。

不过他们也有个短板，就是“人少钱不够”。

日本花了很多资源在海军上，所以海军力量很强，至少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

不过说到陆军，它的规模不是很大，资金方面也相对紧缺。

再加上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家，地方小资源也少，供养能力非常有限。

所以宋育仁觉得，中国能抓住这个机会，在陆地上防守和制定长远战略。

利用我们时间和资源上的长处，慢慢削弱日本的力量，这样就能打赢这场战争。

宋育仁跟兵部里的同事们聊过他的想法，还多次递交上书表达意见。

可是清朝政府却没把他的建议当回事，他收到的反馈，只是甲午战争那让人惊愕的进展和沉重的失败。

9月15号那天，清朝军队在平壤打了败仗；紧接着9月17号，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也吃了亏。

10月24号，日本军队逼近了山海关，朝着大连湾和旅顺口猛攻过去。

战争打到了中国地盘上，清朝军队人少势弱，面对日本的猛烈进攻，只能不断往后退。

这时候，宋育仁心里就想着赶紧回国，到前线去帮忙。

可是龚照瑗突然接到召回命令，宋育仁只好留在伦敦，临时担任起公使的职责。

人在国外，也还是摆脱不了愤恨和耻辱带来的难受，但他很快就让自己平静了下来，开始深思。

宋育仁明白，现在最重要的是得赶紧想出新办法和解决办法，来改变当前的困境。

这位思想家的眼光独到，胆子大，想法新奇，他的书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

所以，当宋育仁说起想“偷袭日本老家”的主意时，他身边的同事们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他和在英国大使馆的同事们一起商量，计划组建一支舰队，来个突然袭击。

这个主意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切实际，像是胡思乱想，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

这时候，日本把所有兵力都拿去打中国了，他们国内肯定守备不足，尤其是那些对着中国的海港。

要是能直接打到日本的心脏地带，那肯定会对日本政府和老百姓造成巨大震动，从而改变战争的走向。

这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可能会让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战略，甚至得琢磨一下撤军的事儿了。

【万事俱备，被迫终止】

虽然偷袭的点子听起来挺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却是麻烦一大堆。

要建起一支舰队，得有船和人，但现在清政府手里头已经没有多余的海军了。

就算能赶紧买，钱也是个不小的难题。

不过，就算咱们把这些难题都摆平了，这支整装待发的舰队又该怎么在海上躲过日本的耳目，来个突然袭击呢？

面前困难重重，宋育仁虽然毫无办法，但一直没有放弃。

没过多久，英国海军的哈格雷甫军官就给他捎来了个喜讯。

哈格雷甫对他说，英国有条规矩，就是不能给正在打仗的两个国家卖军舰。

不过，他们可以签个协议，之后就用哈格雷甫的名字来帮忙买东西。

有了军舰，士兵就可以在当地直接招募了，至于需要的军费，可以向英国的银行申请贷款来解决。

哈格雷甫说，他之前已经跟龚照瑗提到过这个方法了。

宋育仁特意去查了电报，看到龚照瑗已经上报了这件事，但奇怪的是，一直没人给回音。

不管怎样，哈格雷甫的建议确实给宋育仁帮了大忙，解决了很重要的问题。

于是，宋育仁一边向清朝政府申请同意，另一边则向英国的银行借钱来充当军费。

备好了五艘大战舰，还加上好几十艘小船，接着又去招了2000多名水手。

日本长崎允许外国船只进入，同时，澳大利亚的商队有权自己招募水师来保护他们。

这样，船队就能借保护商队之名，悄悄前往，直接攻击目标。

宋育仁很快就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现在舰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但在那时候的清政府眼里，仗已经打输了，中日两边正在谈和呢，不想再“惹麻烦”了。

龚照瑗给清廷发电报后，李鸿章和慈禧都不赞成，很快就下了命令，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

一场本来能名垂青史的大事件，就这样悄悄地没了动静。

1895年4月17号，清朝政府和日本在《马关条约》上盖了章，达成了协议。

无能的清政府打算怪罪宋育仁，但这事儿牵涉太广，连外国人都被卷了进来。

加上那些让人丢脸又失去权利的条约，让整个朝廷和民间都议论纷纷。按那时的舆论风向，可能还是站队支持、心疼宋育仁的人会更多些。

因此，清朝就没有再追究下去，只是把宋育仁降了职，又叫他回翰林院去工作。

那时候，西方的制度明显比咱们先进得多，宋育仁满心期待地想去学习，可最后却失望地离开了。

要是有了清朝朝廷的帮忙，那个偷袭的计划能不能行得通呢？

这是个永远都没法找到答案的事儿。毕竟历史不是假设，也没法重来一遍。

但可能成功并不是最关键的，这个计划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向世界宣告，向那些想分割中国的外国势力表明：

中国人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软柿子。

那些心怀大志的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和反抗，可惜现在他们却被当成了有罪的人。

在回国的途中，心怀大志却未能如愿的宋育仁，心里充满了不满和怨气，于是写下了《借筹记》这本书，但他还是只能无奈地叹气。

【年少勤勉，致力革新】

那么，宋育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下，才能想出这么个胆大的点子呢？

宋育仁是四川富顺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他从五岁起就在家族祠堂里上小学，接受的是传统教育。

他从小就很聪明，还特别用功学习，有时候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了。

他老是熬夜学习，房间里四面墙都被他读书时抄下来的内容贴满了。

有次背书太入迷，结果回家时走岔了道，走了十多里地才发现不对劲。

宋育仁在14岁那年父母都过世了，之后他就跟着伯父去了广汉继续学业。

19岁那年，他成功进入了由张之洞建立的成都尊经书院学习。

尊经书院的入学门槛很高，想进去读书可不容易。

宋育仁成绩极为出色，深得尊经书院好几任院长的赏识，尤其是大学问家王闿运，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宋育仁29岁那年进了翰林院当官，可他因为想法新潮，推行改革，就遭到了一些老顽固的排挤和阻挡。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光里，宋育仁完成了《时务论》及其续集《时务论外篇》，他主张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

他的很多想法和观点，既有深刻的理论支撑，又能在实际中操作，因此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赞同。

1894年，宋育仁跟着龚照瑗大使，以参赞的身份去了欧洲四个国家走访，他仔细考察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

这次出使的经历，让宋育仁成为了蜀都里五老七贤这些名儒中，第一个真正看清世界的人，同时也让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充实和深刻。

在英国当大使的时候，宋育仁跟英国的国会、学校、还有生意场上的人都打过交道，这让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他写的四本《采风记》，对引进西方思想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采风记》这本书讲了西方社会的很多事儿，让咱们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

宋育仁在书里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情况讲得清清楚楚，给咱们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不少值得学习的经验。

他在书里不光讲了怎么积极搞维新，还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制。这对那时候思想保守的清朝来说，可是个很前卫的看法。

《采风记》的流传让宋育仁的观点在当时大受欢迎，连蔡元培等人都对他赞赏有加。

另外，宋育仁给朝廷提了不少关于打仗的点子，可惜都没被看上。

【为民奔走，深受爱戴】

宋育仁在计划偷偷攻打日本失败后，被降了职，然后回到了国内。

就算受到了这么大的挫折，他心里虽然憋屈，但还是没有停止为了救国到处奔走忙碌。

1896年，已经39岁的宋育仁下定决心，要靠发展实业来拯救国家。

他在国外工商业方面挺有研究，所以被选回来负责四川的商业和矿业工作。

他在四川好多地方开了工厂商店，还在重庆搞了个管理商业的机构，叫商务局。

宋育仁积极张罗，一共促成了33家公司的成立，这对四川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四川，宋育仁也是大力支持维新运动的人之一。

1897年，他在重庆搞了个叫《渝报》的报纸，专门讲变法维新的事儿，这也是四川头一份报纸呢。

《渝报》在四川可受欢迎了，它不仅告诉大家最新的新闻大事，还帮忙传播了新的思想和观念。

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渝报》的影响力不光只在四川，还扩展到了西南其他省份，对那里的舆论走向和社会风气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1898年，宋育仁又回到尊经书院当上了院长。

他和一些支持维新变法的人一起成立了蜀学会，还出了份报纸叫《蜀学报》。

他们在四川地区给学生们传授新式的学问和现代的观念，培养了一大批有新思想、新风尚的新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锋。

不过，1898年的戊戌变法没能成功，不少参与的大臣和读书人都因此受到了牵连和惩罚。

宋育仁因此丢了官，没办法只好回北京了。

庚子事变之后，清朝政府开始搞新政策，派了五位大臣去国外考察，还特地让宋育仁来全面管这件事。

1912年，民国开始了，宋育仁带着全家搬到了江西茅山，过起了避开尘嚣的日子。

过了两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动，宋育仁被袁世凯选去当民国国史馆的编修人员。

袁世凯想要恢复帝制，暗中推动成立了筹安会，然后想让宋育仁当会长，但被宋育仁坚决地拒绝了。

早先，宋育仁因为写文章大骂袁世凯，说他像王莽一样坏，结果被赶回了老家。这回，他恐怕会有生命危险了。

于是，他赶紧趁着夜色逃到四川雅安的蒙顶山，去找他的好朋友吴之英。

宋育仁又一次回到成都，他在东山盖了座叫东山草堂的房子，然后就在那儿安了家。

那个以前满怀壮志，一门心思想要报效国家的读书人，今年已经59岁了。

望着自己的简陋小屋，宋育仁不由得自我调侃起来：

带着满腹的治国安邦计策，到头来却只换来了在山间种树的闲书一本。

这是没能实现抱负的遗憾，但也像是漂泊了大半辈子后的一种轻松。

四川的军阀打仗打得最凶，1917年四川、云南和贵州之间又打了起来。因为“防区制”和没完没了的战争，老百姓只能到处逃难，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成都的街道战斗中，好几千间民房被毁掉，差不多有一万民众伤亡。

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宋育仁和一些四川有名望的人士一起，共同给中央政府打了电话。

他们四处奔走，为四川的老百姓说话。

“五老七贤”是一帮由宋育仁带头的四川老一辈绅士和文化人，在军阀到处打来打去的那个混乱时期，他们就像是一堵结实的墙，守护着四川的老百姓。

成都是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老大，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争夺的重点地方。

1922年的时候，四川的军队里面打了起来。

这时候，宋育仁等五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其他明白事理的人纷纷站出来帮忙调解。

宋育仁给各方打电话，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分出高下，但绝对不能伤害到老百姓的利益。

多亏了宋育仁等人的努力劝说，刘存厚最终同意不打巷战，这样一来，成都城里就避免了打打杀杀，老百姓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宋育仁凭借他的政治头脑和文人责任感，对保障成都的平稳和老百姓的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育仁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忙着编写《四川通志》这本书，并且到处想办法筹集资金。

1931年12月5日，他因为太过劳累而去世，心里还装着没做完的事情。在快不行的时候，他还跟好朋友陈钟信说，一定得帮他把这个事情搞定。

2015年，《重修四川通志稿》的手写原稿头一回公开展示，这让嘉庆年到民国时期四川缺少省志的情况得到了弥补。

主编宋育仁，已经在梅花树荫下沉眠了84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