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比较熟悉，我们就会发现：在宋朝之前，历史上经常会出现权臣篡国的现象。但是在宋朝之后，就算大臣们掌握了权力，也很难直接篡位！

对于这个特殊现象，教科书上给出的答案，就是科举制的推广。在科举制推广之后，官员集团对皇帝的效忠程度，大幅提升。这就导致权臣篡国的难度，一下子提升了太多太多，几乎无法再篡位。

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个是唐宋之后收税方式的改变，另一个是三省六部制的成型。

而这些原因，归根到底，其实可以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宋朝之后，权臣篡权的成本，直接被大幅提高，高到个人几乎无法承受了。

先说科举制的原因。

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发展历史上，科举制的出现，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先秦时期玩了上千年的世禄世卿制。到了汉朝之后，大家则是开始玩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而这两种制度，本质上其实都是推荐制。

这些选才制度，或许方法和制度有很大差异。但是彼此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关系的作用，大于个人才能。

在世禄世卿制的体制下，就算你再有才能，还是不如你爹是一个贵族。而在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体制下，你和选拔官员的私人关系好一些，远比你个人能力强，要更加重要。

但是在科举制推广之后，尤其是在宋朝之后，考生个人能力的重要性，第一次超过了关系。

而这样一来，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就出现了。

在这之前，人才想要得到晋升，最重要的是搞定考评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如果非要让人才在皇帝和考评官之间进行选择，大家大概率会选择听考评官的话。

但是在科举制推广之后，考官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反倒是个人才学，更加重要。如此一来，考生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提高考试结果上面。

而古代的科举考试，考的恰恰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而这套东西的核心内容，正是所谓的‘忠君爱国’。

所以，在科举制推广之后，所有读书人从读书那天开始，就逐渐被强化忠君思想。这就导致皇权的基层基础，大大加强了。

在科举制推广之前，一个权臣掌权之后，只要搞定朝堂上的高级，然后再通过权力机器影响中下层官员，就能完成篡权的任务。但是在科举制推广之后，就算出现了一个权臣，搞定了中上层的官员，依然无法彻底搞定那些基层官员。

简单来说，科举制的出现，让权臣篡权的成本，变得更高了。

而在科举制之外，唐宋时期之后，收税方式的改变，也进一步提高了权臣篡权的成本。

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所以正常情况下，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土地税，你们家有多少地，我就收多少税。另一个是人丁税，你们家有几口人，我们就收几个人的税。

而在唐朝以前，这两种税，很多时候都是一起搞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从东汉中后期开始，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中原地区长时间玩‘庄园经济’。如此一来，朝廷想要收税，就必须得先通过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因为地方基层的管理，就是他们负责的。

如此一来，这些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就变相拥有了收税的权力，以及募集士兵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权臣想要笼络住一个世家大族，只要拉拢这个家族最高层的一两个人，就可以代表这个家族了。而如果一个权臣，能够拉拢几十个世家大族，这个权臣的影响力就会极其恐怖，继而可以完成篡位的工作！

但是到了宋朝之后，情况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宋朝之后，人丁税和地税，开始逐渐分开。这种收税方式的改变，导致地方上的那些地主，对基层的垄断能力，大幅下降。

所以，在宋朝之后，历史上很少在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那种‘世家大族’。

而没有了这种世家大族之后，一个权臣想要拉拢一个地区，就无法再通过只拉拢一两个人来完成。权臣想要向下收拢权力的成本，大大提高了！

除此之外，在宋朝之后，统治机器越来越精密。文官和武将的区分，越来越明显。在宋朝之前，文官带兵打仗，武将入朝为官，出将入相，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宋朝之后，文武双方开始变得泾渭分明，文官很难直接统领军队，武将也很难直接参与政务。

这种情况，也导致权臣出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总之，在宋朝之后，权臣出现的成本越来越高。甚至到了一个人一个家族，已经无法完全绕过皇帝，继而掌握所有权力的地步。

所以，从宋朝开始，历史上就很少再出现权臣篡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