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后世的诗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诗经》的句式主要以四言为主，自《诗经》以后，诗歌句式不断迭代创新，出现了五言、七言诗。

四言诗在诗歌创作中的占比虽然呈波浪下降趋势，但仍然在文人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之后的汉代，还是魏晋时期，都有名篇流世。

到了南朝，虽然五言诗这一诗歌形式成为主流，但是四言诗仍旧存在于不少文人作品中。

一、南朝四言诗的创作背景与创作类型

魏晋时期，建安诗人在创作诗歌时继承了《诗经》的创作特点，同时又吸收了汉乐府的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的诗风，也被称作魏晋风骨。

人们用诗歌将自己的心中的伟大志向和抱负表达出来，不再是之前文人所崇尚的内敛中和，作品里充满了文人自己的个性。正所谓“诗言志”，便是最好的证明。

到了南朝，文人创作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世家文学。这些世家大族将目光投向了文学创作。

南朝最大的改变就是君主也普遍地将目光投向了文学创作，不仅自己创作文学作品，还广为网罗文人，并对他们实行奖励制度。这个现象足以证明南朝对于文学极度的重视。

但是，和魏晋时期以诗言志的创作风气相比，南朝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什么现实主义的作品，文人将自己的男欢女爱、所见所闻以及朋友之间客套的应付写进文学作品中，较少有清新脱俗之作。

因为一个时代的作品所呈现的样貌，与政治、经济关系巨大，所以产生这样的文学现象和当时的政坛有很大的关系。

南朝时期，政治动荡，政权更迭极快，很不稳固，这就难以提供舒适、安定的创作环境。其次，这一时期的文人都是世家大族以及其门客，他们拥有极为优渥的生活条件，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下，很难出现直抒胸臆的感人之作。

同时，在这种舒适的生活下，他们又担心着政治的动荡，同时被门阀制度所约束，如同笼中之鸟一样无法随心所欲表达自我，于是思想就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

就是在这样的复杂状态之下，他们所见所闻都是平常老百姓所不能触碰到的东西，但是同时他们又难以亲身经历令人难以忘却的可以写进文学作品中的事件，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就呈现出了辞藻华美、声律和谐的形式感。

南朝的四言诗数量虽说不多，但是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其大体上可分为文人四言诗和乐府歌辞。其中，文人四言诗可分赠答诗、侍宴诗、咏物诗、山水诗、从征诗、祭祀诗、拟乐府以及几篇别的题材。

南朝四言诗的乐府歌辞则可分为相和歌辞、横吹曲辞、杂歌谣辞、郊庙歌辞、舞曲歌辞、燕射歌辞以及谚语。四言乐府歌辞在南朝文人的创作中主要以歌功颂德为表现形式，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二、南朝四言诗对《诗经》的继承

四言诗自《诗经》的出现，成为了一种常见的诗歌体裁，当时的文人在创作诗歌时多用四言。因为《诗经》的影响，所以后世文人在四言诗创作中，自然会吸取和采纳《诗经》中的创作方法。

诗人在创作时自然会借鉴自己脑海中有的前人的作品，这种借鉴是潜移默化的，这种承袭关系自然也体现在四言诗的发展历程上。《诗经》之后，秦汉四言诗创作较少，魏晋时期出现大量文人四言诗，他们在创作中充分吸取了《诗经》的语言精华。

例如魏晋时期的嵇康，他的四言诗就很好地继承了《诗经》的特点，如他的《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中的一句“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就出自《诗经》中的《小雅·鸳鸯》中的“鸳鸯于飞，肃肃其羽”。

南朝虽然四言诗数量较少，且不被关注，但是也是对时代面貌的反映，且在创作上也吸收了《诗经》的语言特色。南朝四言诗对于《诗经》的继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词语与句式和意象上的学习，二是南朝四言歌辞对于“颂”的语言表达和文章结构的继承。

《诗经》之后，颂的形式随着时代的演变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到了秦始皇统治期间，颂存在于石刻之上，它的内容基本都是在称赞秦始皇的功德。到了汉代，颂依旧承袭秦朝时候歌颂帝王功业的特点。这些作品，都有学习或者模仿《诗经》中的“颂”。

之后班固所创作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在题材上又有了一些改变，其文章内容更接近散文。随后，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就有《诗经》中“雅”的特点了，这也是因为汉代“赋”的发展所导致的。

到了魏晋时期，“颂”的写作则变得杂乱起来。南朝四言诗中的歌辞大多是赞美功德之作，其根源就是《诗经》中的“颂”。南朝四言诗中的乐府歌辞可分为相和歌辞、横吹曲辞、杂歌谣辞、郊庙歌辞、舞曲歌辞、燕射歌辞以及谚语。

此外，还有直接将“颂”带进题目之中的舞曲歌辞，《天符颂》《明德颂》《帝图颂》这三首诗皆用华丽的辞藻来赞誉当时统治者的英明。

作者指出，在这样的英明统治之下，现世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积极且向上的，作者在夸奖君主之后，又展开希望，提出对于这一政治环境永远持续的愿望，这种内容的承接是典型的歌功颂德之作。

这样的作品充斥于南朝四言诗乐府歌辞之中，在创作中延续了《诗经·颂》颂以颂扬为内容的传统。诗人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时，在对于词语的采用上则偏向于使用繁冗复杂的类型，在极多的华丽辞藻堆砌之下极尽赞美之力。

三、南朝四言诗的新变

（一）《诗经》后四言诗的新变

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随着朝代的更替与诗人群体创作风尚的流行是不断改变着的，四言诗也不例外。四言诗盛行于西周时期，其鼻祖《诗经》是商周时期产生于黄河流域周围的民间诗歌总集。

《诗经》之后，文人创作四言诗多从“国风”借鉴，在对其进行继承的基础上，文人们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影响，在创作四言诗时加入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内容，这就是新变了。

《诗经》产生之后，直到魏晋之前，由于五言诗的冲击，四言诗的创作呈现出低迷的状态。

到了两汉，文人们承袭着《诗经》的余韵，仍有四言诗的创作，但是由于当时文学创作重视赋与史传，所以四言诗歌的创作极少。到了魏晋时期，四言诗经过长时间的沉寂走向了复兴，这也是四言诗最后的辉煌时刻。

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录的魏晋时期近乎所有的四言诗来看，魏晋时期四言诗诗人共一百零二人，存世四言诗歌四百多首。数量之多，其它任何时代都无法超越。

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四言诗诗人，例如嵇康、曹操、陶渊明，他们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特点，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诗歌中的意象上，给予这些意象以鲜活的生命力，所以诗歌就变得不再刻板，人们在看到这样的诗歌时就会被感染，结合自己的经历之后生出同理心。这些诗歌即使经历千年，仍旧被世人熟知。

（二）南朝四言诗的新变

四言诗发展到南朝，又由盛转衰。南朝社会出现过几个短暂的和平繁荣时代，但是就是在这样和平的表象之下，皇族宗室之间进行着惨烈的斗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人们对于文学创作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与魏晋时期文人追求复古不同，南朝文人提出诗歌的“新变”，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歌类型：山水诗，其代表诗人是谢灵运。

同时，永明体的产生也具有新变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学背景下，南朝四言诗自然在承袭《诗经》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一是文人集团诗歌创作；二是题材的改变。

南朝四言诗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山水诗的产生。山水诗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五言诗上，但是诗人在四言诗的写作上，不免会潜移默化地将这一当时兴盛的潮流带入其中。

此外，应诏诗也极多，南朝政坛变化极快，在短暂的稳定之时，文人称应君主的诏令而做的诗文即是应诏诗。

（三）乐府歌辞的时代特征

南朝乐府歌辞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诗经》中颂的描写方式继承良多，但是这些诗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的歌辞大多以歌功颂德为内容。由于“永明体”的产生，乐府歌辞在辞藻、音韵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在永明体产生以后，南朝的四言歌辞在辞藻、音韵方面也相应产生了很多的新变化。南朝四言歌辞相比较之前的四言诗，在辞藻使用上追求使用华丽的词语，并且在文章布局上讲究对仗，《齐太庙乐歌十六首》中的《凯容乐》系列，这几首诗歌在用字上的使用比较庄重典雅，用了很多华美的词汇去将自己想要夸赞的事物修饰。

例如“月灵诞庆，云瑞开祥”、“万灵载溢，百礼以殷”，这种将华丽的形容词铺排开来的写作手法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同时，因为永明体对于诗坛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的四言歌辞在音韵方面也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存在于这段时间的所有诗歌中，也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结语

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下，南朝四言诗在对于《诗经》四言诗描写方式的继承之上，加入了文人自己的意识，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诗歌类型，从而可以窥见当时文人的思想感情。

通过对这些四言诗之间的联系与创新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南朝四言诗在同时期五言诗兴盛的形势下创作数量减少的原因，通过探究南朝四言诗的继承与新变，亦可展示出四言诗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