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9岁女兵被剥光游街，仍劝慰群众：耻辱的不是我，是土匪

西昌县的街道上，一群凶神恶煞的土匪正押着一个年轻女子游街。只见这位女子伤痕累累，全身赤裸，只穿着一双草鞋，胸前还插着两根沾血的钢丝。路边的群众看到这一幕，无不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这个年轻女子非但没有低头哭泣，反而昂首挺胸，大声对围观的群众说道："乡亲们，不要难过，这不是我的耻辱，最卑鄙、最无耻的是这些土匪！"

她的声音虽然因为疼痛而颤抖，却充满了坚定和力量。这个年轻女子究竟是谁？她为何会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她在如此屈辱的处境下仍能保持如此坚强的意志？

1931年，在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个商人家庭中，一个名叫丁佑君的女婴呱呱坠地。作为家中的小女儿，丁佑君从小就备受父母和哥哥的宠爱。然而，与常人印象中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不同，丁佑君从小就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

在丁佑君成长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国共内战又如火如荼地展开。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给年轻的丁佑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常常听大人们讨论时局，也偶尔能从街头巷尾的谈话中捕捉到一些信息。这些零散的信息，在她年轻的心灵中种下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种子。

上学后，丁佑君不仅认真学习课本知识，还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她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开始对社会不公和阶级矛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革命的种子在她心中悄然发芽，她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改变现状，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什么。

1948年4月9日，一个重要的日子改变了丁佑君的人生轨迹。这一天，四川大学生爆发了反内战和平请愿活动。当时正在成都市女子中学读高中的丁佑君，听闻这一消息后，内心激动不已。她和同学们一起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然而，国民党当局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做出了暴力镇压。许多学生被打死打伤，鲜血染红了校园。这场被后人称为"四九血案"的惨剧，让丁佑君亲眼目睹了统治者的残酷。但是，面对如此血腥的场面，17岁的丁佑君没有退缩，反而萌生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丁佑君开始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演讲，发放传单，揭露"四九血案"的真相。她和同学们一起罢课示威，表达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对和平的渴望。这次经历，让丁佑君迅速成长，她的勇气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展现。

很快，丁佑君在学生中成为了精神领袖。她的言行感染着身边的同学，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反内战、争和平的行列中来。党组织注意到了这个勇敢的女孩，决定任命她为西昌女子中学的军代表。这个任命，标志着丁佑君正式踏上了革命之路。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了。然而，地处川西和藏东地区的西康省，仍未完全解放。为了培养解放军干部和进步群众，为彻底解放大西南做准备，中共在西康成立了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19岁的丁佑君毫不犹豫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在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丁佑君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实践知识。她深知，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她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1950年7月，培训结束后，丁佑君被分配到西昌县盐中区任青年干事。她的任务是协助解放军开展地方工作，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支持解放军。尽管当时西昌县还有国民党残兵和土匪活动，工作环境十分危险，但丁佑君毫不畏惧。她主动请缨，带领几个同志到乡下征粮，同时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

就这样，19岁的丁佑君，怀着对革命的热忱，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她的青春年华，将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绽放光彩。然而，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考验和牺牲。

1950年的西康地区，正处于一个极其复杂和动荡的时期。这片位于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广袤土地，虽然已经听闻解放军的胜利消息，但实际上仍未完全摆脱旧势力的控制。这里的局势，如同一锅煮沸的水，各种势力在其中翻腾沸腾，让这片土地陷入了一种近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首先，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在西康的部分地区。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但在这个偏远的西南角落，一些顽固分子仍不甘心放弃他们的特权。他们或明或暗地组织力量，企图抵抗解放军的进驻。这些残余势力中，有的是溃逃至此的国民党军队，有的则是当地的亲国民党势力。他们利用自己对当地地形和民情的熟悉，在山区和偏远地带建立据点，时不时袭扰解放军和新政权的工作人员。

其次，更为猖獗的是各种土匪势力。这些土匪有的是由国民党溃军转化而来，有的则是趁乱崛起的地方武装。他们打着各种旗号，实则是为了掠夺财物、称霸一方。这些土匪势力往往与当地的地主豪绅勾结，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他们利用百姓对新政权的不了解，散布谣言，制造恐慌，阻碍解放军和新政权的工作开展。

在西昌县，就有多支土匪队伍活跃。其中最为凶残的是由赵明安率领的一支队伍。赵明安原本是当地的一个小地主，后来纠集了一批亡命之徒，在山林间打家劫舍。随着局势的变化，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救国军"，实则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为非作歹。他们经常下山抢掠村庄，对不配合的村民施以酷刑，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们不仅要面对公开的武装对抗，还要应对暗中的破坏和sabotage。军粮供应常常受到阻碍，有时甚至断粮。为了不给当地百姓增加负担，解放军战士常常忍饥挨饿，靠野菜充饥。

同时，革命工作的推进也面临重重阻力。很多百姓因为害怕遭到土匪报复，不敢公开支持解放军。有些地方的干部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新政权，但暗地里仍然与旧势力保持联系，阳奉阴违。这使得土地改革、扫盲运动等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像丁佑君这样的年轻革命者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深入基层，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谎言，组织群众自卫。但这项工作充满危险，随时可能遭到敌对势力的暗算。

就在丁佑君到西昌县盐中区任职不久，一件事情充分说明了当地局势的复杂和危险。有一天，丁佑君接到上级指示，要带领几个同志到乡下征粮。这本是一项常规工作，但在当时的西康，却充满了风险。

出发前，丁佑君和同志们仔细研究了地形，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和应急预案。他们决定分头行动，以减少被发现的风险。丁佑君带着两名同志，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

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敌人的情报网络。就在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跟踪。经过仔细观察，他们确定这是赵明安的土匪在追踪他们。

情况危急，丁佑君当机立断，让两名同志分头撤离，自己则故意暴露行踪，引开追兵。在穿越一片茂密的竹林后，丁佑君找到了一个熟悉的老乡家，躲了起来。

这个老乡名叫王宇辉，是裕隆镇的镇长。他曾经几次给予丁佑君帮助，看上去是个面善可亲的人。丁佑君信任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王宇辉，请他帮忙打探外面的情况。

然而，丁佑君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看似可靠的"王大哥"，将会把她推向危险的境地。这个复杂的西康，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着她去揭开。

1950年8月15日，一个注定载入西昌县历史的日子。这天早晨，丁佑君如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然而，她并不知道，一场可怕的阴谋正在她身边悄然展开。

就在丁佑君走出房门的那一刻，一群荷枪实弹的土匪突然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为首的正是臭名昭著的赵明安。原来，丁佑君信任的王宇辉竟是赵明安的内应，他已经将丁佑君的行踪泄露给了土匪。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丁佑君虽然惊讶，但并未慌乱。她迅速反应过来，试图逃跑。然而，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土匪们制服。赵明安狞笑着走到丁佑君面前，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说道："小娘皮，你不是很能干吗？今天看你往哪里跑！"

丁佑君被带到了土匪的老巢。这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村庄，周围都是陡峭的悬崖，易守难攻。土匪们将丁佑君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开始对她进行审讯。

赵明安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眯着眼睛打量着丁佑君。他问道："说吧，你们解放军还有多少人？什么时候会来攻打我们？"丁佑君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赵明安见状，便命令手下对丁佑君用刑。

接下来的几天里，丁佑君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土匪们用鞭子抽打她，用烧红的铁棍烫她的皮肤，甚至用竹签子扎进她的指甲缝。然而，无论他们如何折磨，丁佑君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

见刑讯逼供无效，赵明安改变了策略。他派人去丁佑君的家乡打听她的家庭情况，想要以此来威胁她。当得知丁佑君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时，赵明安觉得有了突破口。

他来到丁佑君面前，假装和蔼可亲地说："丁姑娘，何必如此固执呢？你看，你家里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来吃这份苦？只要你肯配合，我保证送你平安回家，还给你一大笔钱。你想想，回去之后可以过上多么舒服的日子啊。"

面对这样的诱惑，丁佑君依然坚定地摇了摇头。她说："我选择革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你们这些土匪，只会欺压百姓，早晚会被人民唾弃！"

赵明安听了这话，勃然大怒。他狠狠地踢了丁佑君一脚，咆哮道："好啊，你这个臭娘们还挺硬气！看来是我们对你太客气了。来人啊，把她的衣服扒了！"

就这样，丁佑君被剥光了衣服，只留下一双草鞋。土匪们用钢丝穿过她的胸部，像牵牛一样把她拉到村子里。赵明安大声宣布："乡亲们，看看这个共产党的女干部，连衣服都不要了，多么下贱啊！"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即便在这样屈辱的境地下，丁佑君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镇定和勇气。她昂着头，大声对围观的群众说："乡亲们，不要被这些土匪骗了！真正无耻的是他们，不是我！共产党是来解放你们的，不要相信土匪的谎言！"

丁佑君的话语如同一把利剑，刺穿了土匪们编织的谎言。许多村民听了她的话，开始窃窃私语，有的人甚至偷偷为她落泪。赵明安见状，恼羞成怒，命令手下加快步伐，继续游街示众。

就这样，丁佑君被游街了整整一天。她的身上布满了伤痕，双脚也因为长时间行走而流血。但是，她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没有停止向群众宣传真相。

当天晚上，土匪们把丁佑君重新关进了牢房。他们以为这样的折磨足以摧毁一个年轻女子的意志，却不知道，丁佑君的信念比钢铁还要坚强。

第二天一早，赵明安再次来到丁佑君面前。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孩，却发现丁佑君的眼神依然坚定如初。赵明安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开始意识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其实拥有着超乎寻常的意志力。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原来，解放军得知丁佑君被俘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前来营救。赵明安慌了神，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到了。

1950年8月17日，西康省西昌县的山区迎来了一个紧张而激动人心的早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某部队接到命令，要求立即组织营救行动，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女干部丁佑君。

这支解放军部队由连长李国强带领，共有50名精锐战士。他们携带了轻便武器，准备了充足的弹药和干粮。为了不惊动敌人，他们决定采取秘密行军的方式，沿着山间小路向土匪窝点推进。

行军过程异常艰苦。西康的山区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难行。战士们时而要攀爬陡峭的山崖，时而要穿越茂密的丛林。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们不得不放弃使用马匹，全靠双脚行走。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装备，汗水很快就浸透了衣衫。

然而，没有一个战士叫苦叫累。他们都知道，此时此刻，他们的同志丁佑君正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时间就是生命，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解放军终于在8月18日凌晨抵达了土匪窝点附近。李国强命令部队分成三个小组：一组负责侦察敌情，一组负责包围村庄，还有一组则准备直接突击。

侦察组很快带回了重要情报。他们发现土匪的武装力量约有100人，但大多数人都集中在村子中心的几栋房屋里。丁佑君被关押在村子东边的一间小屋内，有两名土匪守卫。

根据这些情报，李国强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他决定先派出一支小分队，悄悄潜入村子，解救丁佑君。同时，主力部队则从正面发起进攻，吸引土匪的注意力。

8月18日凌晨4点，天还没有完全亮，解放军开始了行动。由班长王小虎带领的6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利用晨雾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村子。他们像幽灵一样在房屋之间穿梭，很快就找到了关押丁佑君的小屋。

王小虎用手势示意两名战士解决守卫，自己则轻轻推开了房门。屋内，丁佑君正蜷缩在角落里，身上满是伤痕。看到解放军战士，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知道，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就在这时，村子另一端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那是李国强带领的主力部队发起了进攻。土匪们显然没有料到解放军会突然袭击，一时间陷入了混乱。

王小虎趁机带着丁佑君迅速撤离。他们沿着预先计划好的路线，向村外撤退。然而，就在他们即将逃出村子的时候，迎面撞上了正在逃跑的赵明安。

赵明安看到丁佑君，顿时怒火中烧。他举起手中的枪，对准了丁佑君。千钧一发之际，王小虎猛地扑了上去，用身体挡住了丁佑君。一声枪响过后，王小虎倒在了血泊中。

其他战士立即开火，将赵明安击毙。丁佑君跪在王小虎身边，泪水夺眶而出。王小虎艰难地抬起手，擦去了丁佑君脸上的泪水，微笑着说："同志，不要哭...我们...终于救出你了..."说完，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村子里的战斗也进入了尾声。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土匪很快就溃不成军。一些土匪投降了，还有一些趁乱逃进了山里。到早上7点左右，整个村子都被解放军控制。

李国强带领部队，将丁佑君安全护送回了西昌县城。一路上，丁佑君将自己在被俘期间的遭遇，以及土匪的罪行一一告诉了李国强。这些信息对于后续清剿残余土匪、稳定地方局势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回到县城后，丁佑君立即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她的遭遇很快在当地传开，成为了激励更多人投身革命事业的鲜活例子。许多曾经对共产党抱有疑虑的群众，被丁佑君的坚贞不屈所感动，开始主动支持新政权的各项工作。

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不仅挽救了一名优秀干部的生命，更打击了当地土匪的嚣张气焰，为西康地区的全面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解放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王小虎，还有3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7名战士受伤。

李国强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此次营救行动虽然成功，但也暴露出我们在情报收集、战术配合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我们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为彻底肃清西康地区的土匪武装而继续奋斗。"

1950年9月，刚刚从土匪手中获救的丁佑君并没有选择休息，而是立即投入到了西昌县的建设工作中。她深知，新中国的建立只是第一步，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丁佑君首先着手解决的是当地的土地问题。西昌县一直以来都存在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现象，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而绝大多数农民却是一无所有。丁佑君带领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丁佑君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群众工作技巧。她不仅要面对地主阶级的阻挠，还要平衡贫农、中农之间的利益关系。丁佑君采取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策略，成功地在西昌县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

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丁佑君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发展生产上。她意识到，仅仅分配土地是不够的，还要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为此，她积极推广新型农具和先进耕作技术，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鼓励集体劳动。

在丁佑君的努力下，西昌县的农业生产逐年增长。到1955年，全县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30%，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这些成就不仅改变了当地农民的面貌，也坚定了他们对新政权的信心。

1956年，丁佑君被调任西昌县教育局局长。她深知教育对于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性，立即着手改善当地的教育状况。当时的西昌县，文盲率高达80%，学校数量严重不足，教学质量也很低。

丁佑君制定了一个五年教育发展计划。她首先发动群众，利用冬闲时间兴建学校。在她的号召下，全县共建起了50多所新学校。同时，她还组织了扫盲班，鼓励成年人识字学习。

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丁佑君亲自带队到四川、云南等地招聘教师。她还在县里成立了教师培训班，提高在职教师的教学水平。通过这些努力，到1960年，西昌县的文盲率降到了40%，小学入学率达到了85%。

1962年，丁佑君被提拔为西昌县委副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她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其中，少数民族问题是她特别关注的领域。西昌县有彝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如何促进民族团结，成为了丁佑君工作的重点。

丁佑君多次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她发现，语言障碍是阻碍少数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她推动成立了双语学校，既教授汉语，也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

此外，丁佑君还注意到，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她积极引导这些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如彝族的刺绣、傈僳族的蜂蜜等。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增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理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县级领导干部，丁佑君难免受到冲击。她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批斗。然而，即便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丁佑君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她尽可能地保护了一批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使得西昌县的损失相对较小。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丁佑君很快就恢复了工作。她再次投入到西昌县的建设中，这一次，她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她积极引进外来投资，建立了几家中小型企业，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1980年，已经60岁的丁佑君退休了。但她并没有停止为家乡服务。她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活，向县里反映情况。她还积极参与社区工作，组织老年人活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1990年，丁佑君因病去世，享年70岁。她的一生，从革命到建设，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始终奋斗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她的事迹成为了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西昌县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