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军事著作。从古至今，历代学者及中外专家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获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思想被不断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且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对中国及世界社会有着重大影响。

《孙子兵法》研究用兵之法，作战之法，换一种思维，孙子研究的何尝不是一种和平之法，在只能用战争来解决矛盾时。孙子用他的智慧教给了我们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使己方获得"全胜"、如何用最小的牺牲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中才有了有关孙子的记录。孙武本是齐国人，到吴国拜见阖闾，希望得到重用，献上《孙子兵法》在吴宫进行"吴宫教战"，虽然杀了王的宠妃，却获得了吴王的看重。孙子率领吴国军队与楚国进行柏举之战及吴齐艾陵之战都获得了胜利，标志着吴国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可以看出，孙子对吴国的霸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根据《伍子胥列传》可知，在阖闾三年孙武已经得到吴王重用。因此，孙子和国王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吴国伐楚之前，即公元前512年。所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论语》、《老子》的成书时间都晚于《孙子兵法》。

孙子具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军事理论缺乏，孙子能够通过具体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中总结出战争及军队的一般规律，并且通过短短的十三篇就把流传至今的军事思凝结成精华，抄录在竹简上。其实不难看出，在当时孙子不仅饱读军书，更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将自己对于战争的思考记录下来，何尝不是一种忧民情怀。

《孙子兵法》从出现至今，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注释与改编，在每一朝代都能焕发出其特有的活力与特色。秦时焚书坑儒，《孙子兵法》却没有在焚书之列；汉武帝教授霍去病读《孙子兵法》；西汉任宏整理《孙子兵法》，对孙子的权谋思想进行了解说，即权谋是一种能力，一种方法，本身并没有正邪之分，只有动机上的善恶之分。孙子曰："兵者，诡道也"，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运用种种方法欺骗迷惑敌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春秋时期，两军交战，不鼓不成列，具有以战争礼仪来规范、指导战争行为的特征。两者难以简单比较谁优谁劣，但两者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减少战争的伤亡，维护将士们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战争尚德的思想。

唐代杜佑《通典》以《孙子兵法》为条，以战例说明理论，有集大成之用；南宋时，学者害怕其中流毒，认为不可用于民众也；王安石变法武学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官方本的《武经七书》，《十一家注》也在这一时期完成。

两宋时期，武学教育得到了较大的成就。晚明时，李贽写出《孙子参同》，万分肯定了其对社会的意义。晚明进行海疆大讨论，发展海军，进行远洋巡逻，设立近海防卫制度及防御工事等是《孙子兵法》中没有涉及的领域。

即使《孙子兵法》中没有有关海洋军事方面的具体论述，但晚明的海军讨论及实践，都受到了孙子思想的影响。对全国战略现状的认识，不仅强调北方边防，也建设东南海军，正是孙子全局战略观的体现。清朝中期，孙星衍写出《孙子十一家汇注》，民初，钱基博写出《孙子章句训义》及抗战时期郭华若的《孙子译注》等都是对《孙子兵法》的不断传承与发展，使其能更好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孙子兵法》是一部军事著作，但并不鼓吹战争，他强调军事思想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防范受到他国的侵犯。在其主要思想中，"和平"思想不时闪现出明亮的火光，照亮着中华民族和平道路。但他也并非一个"唯和平主义者"，明白有些矛盾不靠暴力手段是解决不了的，故竭尽所能写下这本《孙子兵法》，指导后人如何在不得不战时打胜战。

在怎样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他提出"道"的含义。 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在这里，孙子认为"道"就是皇帝和百姓同时认为战争是有必要的，是正义的，是为了守护防御而被动举起拳头，所以是顺应天理道义的。

因为孙子对于"道"的认识与儒家思想中的"王道"出于同源，即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以儒家思想来治国，关心维持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实现国民安居乐业等。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在孙子看来，作为一国之君王绝对不能为了侵略他国主动发动战争，只有当战争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和平的，并且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取得人民的支持，符合国家与人民利益，也就是要求符合基本的"道"，这样的和平为目的的战争才能团结民众力量，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孙子看来，只有符合正义王道的战争才是可以进行的。而主动发动的侵略战争则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

所以孙子提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生气了还能够再开心起来，但是一旦国家破灭，它就不会再存在，人一旦死去也不能够再次拥有生命，所以对待战争，不论是君主还是将士甚至百姓，对战争都应该慎重，否则后果十分严重。

在孙子看来，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战术谋略，更应该将其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战略挂钩。本书在第一篇《计篇》中就说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首先就摆出了军事对于一个国家存亡和一个民族兴盛的重要性。

在孙子这样表述时，反映出的是他对国家安全的思考，对国家人民安危的在意。与此同时，他并没有认为一个国家发展军事是为了侵略别国，以战争的手段获取利益，孙子更多考虑的是以防御为主要目的的军事战略，即"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由此也不难看出《孙子兵法》中所蕴含的崇尚和平的思想。

在《计篇》中孙子还提出了一个庙算原则，即君臣在庙堂之上进行军事战略规划。他将庙算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五事"，一为"道"即"令民与上同意也"。"道"就是战略的国内基础，政府能令其人民对其政策或行动表示同意就是有道，否则即为无道。

统治者发动战争必须得到民众的信任，就如抗日战争，是成千上万中华人民的心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虽然被镇压，但是他们的起义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起义也是有"道"的。

这种反映人民呼声，尊重人民意愿的军事理论极大地限制了统治者的私欲，能够很好地阻止统治者因私人之欲或其他有损于国家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如此社会的稳定也就多了一层保障。

五事之四为"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强调作为将领的人首先要做到的是智，十分重视在战争中作为将领的谋略之才。"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不以兵卒之性命为战争筹码，要将军士的性命放于重要考虑之中。人死不可以复生，对待将士的生命要慎重，要将其放在首要位置进行考虑。

西方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在其著作中指出："那些不必经历严重战争的战略，才是最完美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如《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这是为了避免双方直接的武力冲突和攻城灾难，进而使我方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在规避了我方大面积的伤亡同时，也减少了对方的伤亡，是一种对士兵生命的尊重。"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同时，孙子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人民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社会造成的重大破坏，同时战争也无时无刻威胁着国家的安危，所以动用暴力手段不是解决国家矛盾最好的途径，所以强调"慎战"，换个角度，"慎战"之慎也是对和平稳定的一种顾及。

孙子在《谋攻篇》进一步阐释全胜思想时提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战争的最高境界就是超越战争，将战争上升到政治、经济层面，利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进行威慑实现战争的胜利。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在成就霸业期间，就非常注重综合手段的利用，尤其是善于运用"会盟"这种"不战"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齐桓公统治的43年，有他身影的战争有二十多次。在这二十多次战争中，除了长勺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其他都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形成威慑，促成各方会盟，以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孙子的"伐谋""伐交"实际就是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把双方的对抗转换到政治、外交层面进行较量，使双方的斗争在更高的层面展开，而越是在这样的高层面展开斗争，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小，获得的收益却越大，也更能维护国家的安危，减少民众的流血牺牲，保证人民生活的和平与宁静。

《孙子兵法》的中和平思想不仅在避免战争中体现，而且也强调防御思想，而防御思想也体现出孙子的忧患意识。在孙子看来，追求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不是说一个国家就不进行防御等军事力量的建设，而是要更加积极的进行这一类防御能力的建设。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明确地将军事作为关于一个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认为应该慎重对待。

而要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能力，那就要拥有反对战争、抵御外来入侵的实力，包括军事、经济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军事因素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重点，也是发展其他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基本的军事防御能力，就会在国家的斗争中处于劣势，这不仅会影响到国家的社会发展，严重还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孙子兵法》强调国家的国防建设，体现的是其存在的忧患意识，孙子就认为，在战胜攻取了之后，最紧要的就是要修明政治，要论功行赏，奖励有功之人，来确保之后的战争胜利。这表现出来的正是在于通过积极的防御来震慑敌人，而不是君主主动发起战争。

孙子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时刻具有忧患意识，要时刻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就警告君主和将帅们不能够抱有懈怠的心理，不可被对手的某些行为所麻痹，从而放松了对对手的防守，否则会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孙子一直认为，双方对峙一定要不断地提升自身，要依靠自身的坚强的防御体系，使得对手无法战胜自己，从而保全自己的国家与军队。《孙子兵法》中的有备无患的忧患意识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传统观念，更体现了中国自始以来崇尚和平的传统。这也正说明了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从根本上都是倡导邻睦和善。

《孙子兵法》中的战争思想还有不少值得探讨，如利益思想、权变思想、先知思想都给人很多的思考与启迪。《孙子兵法》中的和平思想更是宝贵的财富，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后手段，非万不得已绝不轻易言兵。

在中国传统兵学中，这恰巧体现出了一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这与一些西方的军事战略家强调首先进行军事打击，在战争遇到挫折后才不得不选择妥协谈判的方式明显不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尚德不尚武的传统，也成为中国人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思想文化渊源之一。

参考文献：

《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