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时，南韩军队在对抗北方的朝鲜人民军时力不从心。李承晚政权，如坐针毡，不得已只能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求助，实际上将军队的掌控权交给了美国人。

这样的指挥体制，以毛泽东主席的锐利洞察，显然是不正常的。他深知，这将削弱李承晚政权的决策权，也将对南韩军队的战斗效能产生深远影响。

1950年10月，中国的志愿军穿越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战场。毛主席与彭德怀将军密切关注着战场形势，频繁通报和探讨。他们都认为，南朝鲜军队实际上是美军支持起来的，自身并无足够的战斗力。而美军又不会真心真意地为李承晚政权拼死一战。

这样的情况下，美军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想放松对韩军的控制，让其增强战斗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失去对韩军的控制，这导致韩军始终无法真正发展其战斗实力，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军队。

1950年的冬至日，毛主席在一份给彭德怀将军的电文中明确表示，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抓住韩军尚未完全恢复和建设的机会，全力消灭他们。毛主席认为，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争，必须在美国人有时间训练和强化韩军之前，率先将其打败。

只有瓦解了李承晚的伪政权，美国人就会失去立足之地。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将有可能实现将美军驱逐出东北亚的目标。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决策，既有战术的严谨，又彰显了战略的远见。

毛泽东主席在此时，可能并没有预见到，李承晚政权会无比决绝地将其军队的控制权交给美军，而且这个交接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了几十年直至今日。

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韩国的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尊，但也以此将美军深深地栓在韩国的战争大车上。如此，美军就不敢轻易离开朝鲜半岛，否则，朝鲜的炮火可能随时会飞向汉江。

有许多美国内的声音，将李承晚嘲讽为一位“高明的政治骗子”，他巧妙地引导美国在他的掌控中围着转。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南北朝鲜都逐渐认识到武力并不能解决彼此的问题，美军对韩军的控制权问题便逐渐突出，美军驻韩表现的嚣张霸道与韩军一直无法自主建设的问题并立，使得韩军的战斗力长期处于低位。

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有远见的人的关注，他们开始寻求改变现状的办法，而卢武铉正是其中的代表。

朝鲜战争停火后，由于对朝鲜军队的恐惧以及经济实力的不足，韩国只能忍受美军的控制，这一切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然而，上世纪80年代，韩国实现了民主化和经济起飞，其国力迅速超过了朝鲜，使韩国感到自身力量的增强。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韩国人的自信心达到了巅峰，他们开始寻求摆脱美军，实现真正的自主。

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和交涉，终于在1994年，美军将平时的指挥权移交给了韩军，但仍保留了战时的指挥权。

这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的让步，给外界看起来，平时的指挥权在韩国手中，然而关键的战时指挥权仍旧掌握在美军之中。

美军对此守护如猛虎，韩国对此又深感忌惮，不敢轻易挑战。

直到卢武铉这位来自普通人家庭、具有创新精神的总统上台，韩国才开始向美国真正要求军队的全权控制。

卢武铉是一个十分务实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看到，韩国几十年来一直被美国牵制，如果不进行改革，将无法前进。

他继承了前任金大中总统的和平政策，努力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提出的“阳光政策”曾一度被看做是实现半岛真正和平的希望。

然而，在卢武铉的政治蓝图中，美军的战时指挥权控制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每当卢武铉试图推进半岛的和平进程，美军便会宣扬朝鲜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

每当卢武铉想要改善朝鲜和韩国的民间关系，美国便会挑起朝鲜核问题；

每当卢武铉尝试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扮演平衡者和调解者的角色，美国便会宣称，驻韩美军需要扩大活动范围，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美国用各种方式来束缚韩国，使韩国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无法自由行动。

然而，卢武铉并非易人，他的背景使他深刻理解韩国民众的需求和想法。驻韩美军一直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令韩国民众反感，当美军人员在韩国犯罪时，韩国无权对其进行审判，而必须由驻韩美军自己来审判。这种偏颇的规定早已激起了韩国人民的公愤。

在那个已经过去的1992年的秋季，驻韩美军的治外法权就曾一次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抗议。那时，一位年仅26岁的韩国女子在京畿道东豆川的一个美军俱乐部惨遭美军士兵残害。尽管韩国的执法部门正准备介入调查，但美军基地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将涉案的美军士兵转交给美国的法院，这意味着韩国没有对此案进行审理的权力。

这个决定引发了韩国公众的愤怒，出租车司机公会甚至宣布他们拒绝为驻韩美军士兵服务。社会上有多达五十个团体联合起来对政府施压，以求让韩国有机会审判凶手。最终，韩国政府不得不借助外交途径，才能在韩国对这个杀人犯进行审判，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然而，新世纪伊始，一起新的丑闻再次引发公愤。那是一起美军在韩国的基地，将数百瓶毒性物质直接倾倒在汉江的事件。汉江被视为韩国人的母亲河，其污染影响着首尔一千万市民的饮用水源。事情曝光后，民众的愤怒成波涛，甚至催生了一部名为《怪物》的电影，将美军的负面形象进一步扩散至社会各角。

到了2002年的夏天，两名韩国女中学生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被美军装甲车撞死。到了秋天，美军对这两名士兵进行了自我审判，并将他们判为无罪。这一行为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公众抗议。

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成为了卢武铉总统索要战时指挥权的有力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不断的向外界传递出韩国要回军队完全控制权的决心。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谈判，美国和韩国最终在2012年4月17日，敲定了一项重要的决议——解散美韩联军司令部，将韩国的部队战时指挥权归还给韩国。这一事件无疑是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对卢武铉来说，更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璀璨的胜利。

但是，命运的无常使得这份胜利未能最终得以实现。在那个2012年，韩国并未如约收回战时指挥权。这背后的缘由要追溯到2006年朝鲜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当这个消息传到韩国时，舆论纷然，大众的焦虑情绪在不断升温。许多人指责卢武铉的阳光政策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为虎作伥，使国家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面对愤怒的公众和朝鲜的核威胁，卢武铉政府的总理韩明淑，也不得不在国会上承认阳光政策的失败。卢武铉的政策支持度直线下滑，他的军事自立政策也同样遭到严重的冲击。

在2008年，卢武铉卸任，不久后，他不幸坠崖身亡。他生前积极推动的军队战时指挥权回归的进程，也在此间基本停滞。

卢武铉离世后，李明博总统接任。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李明博急忙与美国重新展开谈判，希望美军能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再为韩国提供几年的帮助。

李明博提出，延长战时指挥权交还的期限至2015年12月1日。经过双方协商，这个提议最终得到了接受。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既然韩国需要美国的帮助，他愿意提供这份援手。但他也希望韩国能在军费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此，李明博答应继续承担40%的军费，甚至提出可以适当提高这个比例。

历经风雨变幻的2014年，美韩双方早已就移交战时指挥权的事宜做好了准备，东北亚各国也都凝视着韩国，期待着这个国家是否能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和实力。然而，这时韩国总统朴瑾惠宣布，决定再次推迟韩军战时指挥权的回归。

她提出的理由是，朝鲜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韩国需要美军继续提供力量的支持，保障半岛的稳定。为了避免再次食言，朴瑾惠并未给出下次交还战时指挥权的具体时间，这种模糊不清的决策，实际上给未来的领导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继任总统的文在寅，选择沿袭卢武铉的政策，试图恢复阳光政策，并与朝鲜改善关系。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多次会晤，展现出强烈的和解意愿。同时，他也想重新谈起战时指挥权的问题。

然而，由于朴瑾惠在战时指挥权问题上的模糊态度，美国也一直采取防守的策略，对战时指挥权的移交日期故意模糊其辞。他们提出了一个分阶段的计划，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文在寅多次与美方商讨，都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美方的态度明显，他们打算拖延时间，直到文在寅下台，让战时指挥权的问题再次陷入停滞。

文在寅虽然有卢武铉的雄心壮志，但他并未像卢武铉那样坚决，他在处理问题时更加灵活。或许他吸取了前任领导人的教训，对保守派也作出了一些让步，例如在任期内释放了朴瑾惠。

他明白，保持柔韧和灵活，能让他在政治漩涡中保持平衡。但这种灵活的策略，却牺牲了韩国的国家利益。

在他去年五月卸任之前，战时指挥权的问题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如今，文在寅淡然地回到家乡，经营着他的书店，一派宁静安详。然而，韩军的命运却远非如此安然，他们依然处于美军的控制之下。

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这样的现状一直延续着，形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惯性。韩军在东北亚军事局势的应对策略和思考上显示出了严重的缺乏。他们甚至没有动力去构建自己的战略体系，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军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完备的体系，为何还需要自己从零开始呢？

这种危害在20世纪初的几次战争事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09年11月的大青岛海战中，面对朝军的挑衅，装备优越的韩军竟然在原地束手无策，没有丝毫的主动权和机动性。2010年3月，韩海军的“天安舰”被朝军潜艇击沉，46名韩军士兵惨遭杀害，这是他们实战意识严重缺乏的又一例证。

面对这些悲剧，韩国只是在外交领域做出了反应，没有一位军事人员愿意出来承担责任。他们推诿说，这并不是他们所指挥的，责任应该由美军承担。

虽然在20世纪以来，韩国政界和民众多次表示收回战时指挥权，但在了解军事的韩国军事人员中却鲜有人支持。他们习惯了被美军支配，仿佛甘愿一直屈服。

至于何时能真正实现收回战时指挥权，那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没有实现的希望。73年前，有人曾预见到韩军的这种窘境，然而这种困境似乎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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