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曾组建过秘密政治组织,从护党青年军团到革命同志会。中间经过7年,三易其名。此组织是反蒋防蒋的组织,它对巩固新桂系割据政权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原大战失败是新桂系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新桂系败退广西后,黄绍竑看清了形势,也不愿意广西陷入无休止的争战中。眼界高了,安身立命的庙就显得小了,于是脱离团体,投奔南京。曾经为新桂系第二号首领的黄绍竑投蒋,足可以动摇团体。新桂系几乎陷入绝境,桂系的首领由李、黄绍竑、白变为李、白、黄旭初。
自1926年北伐兴师,李宗仁、白崇禧一直在前方忙于指挥作战,广西后方由黄绍竑打理,军政自成系统。黄绍竑离桂投蒋后,在军政干部中,自然会造成分裂。汪精卫在香港对此作了分析总结,并通过张定璠向李、白建议,认为广西还需同张发奎紧密合作,并肩战斗。为了统一意志,加强团结,必须组织一个政治集团。一切问题事先以开诚布公的精神提到团体中讨论,等到取得协议后,才付诸实施,这是预防出现第二个黄绍竑的应变措施。
张定璠从上海经香港来到柳州,李宗仁、白崇禧于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同张发奎、薛岳、吴奇伟、韩汉英等商量,大家都表示同意。决定成立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护党青年军团”的组织,这是桂系党卫军的雏形。设有中央干事会,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三人为中央常务干事,主持日常事务。中央干事会设书记一人,由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王公度担任。想要加入该秘密组织,必须有两人做介绍人,加入者在李宗仁或白崇禧面前进行宣誓,高举右手,口念誓词,还以针刺食指出血,印在誓词上的签名下面。这个秘密组织,对桂张联盟反蒋起了团结和统一思想的作用。
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事件,促成了两广联合反蒋,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1932年1月,蒋介石、汪精卫在杭州举行会议,形成蒋、汪合作局面。张发奎第四军借机离开广西,另谋出路。张部离去,桂系面临继黄绍竑出走后又一次重击。为防止内部生变,李、白随即对“中国国民党护党青年军团”改组,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如果是以前是党卫军组织,现在则是标准的盖世太保了。
“同志会”的宗旨是:加强内部团结,联合各派共同反蒋,“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在策略上采取“少树敌,以敌攻敌”。会员都有代名和代号,广西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干部多数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会员总数四五百人。会上通过廖磊、黄旭初、李品仙、王公度、潘宜之等人成立领导机构,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为副会长。这次改组,内部机构作了调整,吸收会员不以公开职务和地位为标准,而以李、白对发展对象的评价为主要条件。近似于戴笠成立的特工部,李、白对这个组织抓得很紧,常常每星期举行两次会议,由正副会长亲临主持,讨论和决策军政大计。
李、白通过建立秘密组织,用严厉的纪律监控中高级干部,约束内部,加强团结,抵御黄、张叛离对团体的冲击和蒋介石势力的渗透和分化。这个时期,李宗仁在各种场合的演讲和训话中,除了声称继续反蒋,打倒独裁”之外,讲得最多的是发扬团体的团结战斗传统。要求部属“努力修养锻炼,从心理建设上做功夫”,忠告下属坚定意志,团结奋斗。扬言要用严厉的“惩戒”来巩固团体,“不让少数人影响整个团体。
桂系的这些措施的确颇见效,尽管后来蒋介石使用各种手段不断进行分化、策反,始终没有大的效果,基本没有发生重要军政干部叛离事件。其次用封建法西斯式的方式,秘密组织来加强李、白的领袖权威。使其在团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也容易得到中下层的认同。长期以来,李、白在广西并没有任什么行政职务,但始终是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即使抗战时期李、白远在省外,仍然牢牢控制着省内的权力。黄旭初不过是李、白的看门人而已,省内重大事务,仍唯李、白马首是瞻,得到两人的同意才能有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桂合作抗日,共赴国难,蒋桂矛盾有所缓和。为适应抗战,新桂系宣布解散革命同志会,解散了桂系秘密政治组织,所有关键性秘密文件进行焚毁。与此同时,桂系强硬派人物王公度被处决。王公度是李、白一手栽培和提拔的,反蒋最坚决。先后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主任,王案实际上是新桂系内部矛盾的爆发。
桂系进行了第二次清党,黄旭初等人炮制出“杨陶增案”,将王公度诬陷为所谓的“托派头目”,蒋介石在其中也是煽风点火,给李宗仁写信说王公度私通日本。李宗仁听信左右的谗言,将王公度杀害。当时白崇禧还在南京中央机关担任副参谋总长,他听说了王公度的死讯,不禁捶胸顿足,大骂道:“像王公度那样的人,只要关他几个月,就可以放出来重新予以任用,万万料想不到竟死了那么多人!”
可见,白崇禧对于失去的反蒋先锋,是非常不接受的。事后半年,白崇禧发觉王案使系损失过大,于是积极地作了调整。他电令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和第五路军总参谋长夏威,将王公度案受嫌在押的李一尘、张威遐等人通通无条件释放,有的还受到倚重。如陈寿筠做了白崇禧的侍从副官。虽然取消了桂系党卫军组织,但是白崇禧内心还是想保留着三千死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