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人来说，商鞅变法似乎是秦国从一个弱小国家崛起为强大国家的关键转折点，使其最终统一六国。然而，这种印象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商鞅变法在秦国崛起过程中的确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将秦国的整个崛起全然归功于商鞅变法，则是对历史的言过其实。

商鞅变法的第一阶段涵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制定连坐制度、轻罪重罚、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二十等爵制度、重农抑商以及焚烧儒家经典等。这一阶段的变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主集权，使秦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商鞅变法就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唯一原因。

商鞅的变法并非一蹴而就，它还经历了第二阶段的改革，包括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推行县制、迁都咸阳等举措。这一阶段更加深化了对贵族权力的削弱，实现了秦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度发展。商鞅在变法中吸取了各国变法经验，但其变法却是最为彻底的，成功地将秦国塑造成了一个高效率的战争机器，使其在战国时期取得了强大的地位。

然而，要认识到的是，商鞅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6年，而秦灭六国却发生在公元前230年，这期间长达126年。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中，秦国进行过多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的调整。将秦国的整个崛起完全归功于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过于简化和误读。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可以通过将历史时间框架调整到现代，来思考126年的变革对今天的影响。以2021年为例，回顾到1895年，清朝在甲午海战中惨败，这一年的政策与现代生活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时代的巨大变迁，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飞跃，与战国时期秦朝对比，更加不能将全部功劳归因于商鞅变法。

汉朝建立后的一百多年间，其政策也发生了多次变化。从最初的黄老学说与秦法并行，到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制度，再到汉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汉朝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外交策略。这种变革不仅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体现了对政策的不断调整，以适应时局的需要。

同样，秦国在126年的时间内，也进行了多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调整。商鞅变法是崛起的基石，但不能否认后续七代君王的不懈努力，包括宣太后芈月的巧妙处理、司马错的巴蜀平定、张仪的合纵破敌、范雎的外交手腕、白起的战功等，都是秦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因此，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基础，但不能夸大其作用，更不能将整个秦国的崛起过程简单地归因于商鞅变法。将其比作建筑的地基，虽然地基重要，但大厦的屹立还需要后续世代的努力。这一百多年的变革，无疑是秦国智慧和勇气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