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战争岁月中，周恩来总理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和高超的战略、战术，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他又以特有的人格魅力影响和引导了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马克思曾指出：“人格脱离了人，自然就是一个抽象，但是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的理念。”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正是他作为人的现实理念的生动体现。

陈云认为，“十年”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运动”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总理。此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周恩来是个非常谨慎和讲原则的人，通常是不会轻易把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对人说的，尤其是对外宾。然而，对于耗尽了他最后心血的“十年运动”,周恩来的不满似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满情绪的频频流露。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衰落的封建家庭，幼时家中变故频仍，生活倍尝艰辛。12岁时，他随亲戚远赴沈阳，在那里目睹了日本人的残暴骄横和中国的落后无能，深受震撼。小小年纪的他便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誓。后来，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更甚。

1917年，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东渡日本；后又在旅欧期间接触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中，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残酷洗礼，最终与四万万中国同胞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在担任共和国总理风雨二十六年间，他更是经历了重重挫折和磨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塑造了他坚韧顽强、忠贞爱国、谨慎周到、处事严密、忍辱负重的性格特征。

周恩来的这些性格品性经过岁月的沉淀，逐渐升华为一种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同时，这对他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而深刻影响着他的政治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位杰出人物，周恩来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中华文明的琼浆玉液哺育了他，这是他人格形成的民族及社会基础，也是他童年、少年时代人格形成的主要影响源。从周恩来的成长背景分析可知，他在后来的人生旅途和政治生涯中发挥了巨大潜能的人格，是孕育于善良母亲的教诲、悠久文化的熏陶、悲壮历史的昭示等方面。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周恩来人格风范形成的家庭、文化、心理和社会历史的基础。

三位性格各异的母亲，使周恩来受到了不同性格涵养的熏陶。这不仅为他的人格形成和以后能适应各种环境奠定了基础，还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培植了喜爱民族英雄、主张正义、憎恨邪恶、朴实上进、热情细腻的思想感情和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这些对他后来的人生实践和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正是他一生经历、修养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周恩来这一早期人格特征的形成，首先深深植根于嗣母陈氏的悉心熏陶之中。陈氏性情温婉，待人以诚，才情横溢，因早年守寡而鲜少外出，将满腔的情感与心血全部倾注在了幼年周恩来的成长之上。周恩来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嗣母终日静守房中，足不出户，我那好静的性格，正是从她身上潜移默化而来的。”

由于天生好学，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的学习成绩便异常优异，但他却从未因此而趾高气扬，锋芒毕露。相反，他总是以一颗虚心与人相处，团结同学，诚恳地伸出援手帮助他人，始终保持着那份“温和诚实”的品质。他曾撰写了一篇题为《诚能动物论》的文章，在其中，周恩来将“诚”的要义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深信诚能感化人心，触动万物。

正是这份温和诚实的心理品质，使得周恩来在早年便淡泊名利，以谦虚务实的态度面对生活。他强调，一个人应当珍视自己的名誉，将其视为“人生的第二生命”，但绝不可存有“邀名之心”，而应以正义为尺度，衡量其轻重。

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不仅以温和诚实著称，更展现出了热心耐苦的可贵品质。他认为，人立足于世，不能像禽兽草木那样只为自己而活，而应心系社会，关怀他人。因此，对于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他总是热心参与，全力以赴，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他热心公益的背后，是“耐苦”精神的坚实支撑。在南开中学求学时，他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为学校刻写蜡纸、油印或抄写讲义；留学日本期间，他更是自食其力，起火做饭，生活俭朴至极。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期便养成的这种心理品质，一直伴随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真诚地将自己视为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越是功高如山，他越是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方意见，博采众长。他真正做到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在接受了唯物史观，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后，周恩来的人格内核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坚定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以说，“为人民服务”成为了周恩来完美人格的核心，也是我们理解周恩来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人格魅力的一把钥匙。

周恩来完美人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受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熏陶和育化，又汲取了欧风日雨的滋润。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华人文精神的深厚底蕴，就没有周恩来；如果不经历欧风日雨的洗礼，不接受唯物史观，同样也不会有周恩来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周恩来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在小学时期，便明确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立志要“肩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使贫穷落后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青年时代，中国正处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

在爱国思想的引领下，青年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寻求救国真理，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在南开学校，他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团结进步同学，学习“新学”知识，带领同学们进行社会参观。他怀着救国图强的壮志，积极投身于以反对袁世凯专制、卖国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周恩来在“敬业乐群会”的聚会上，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呼吁青年学生要忧国家民族之所忧，急国家民族之所急。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阅读了近代史上一些热心改革的思想家的著作，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籍，这些阅读经历对周恩来后来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政治上，周恩来也多次面临困境，但他总能以恢宏的气度，坦诚地解剖自己，坦然面对，策略性地处理问题，最终成功走出困境。后来的历史证明，凡是错误与缺点，只要他意识到了，他都会进行自我批评。甚至有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出了问题，他都会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