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底，淮海战役的最后总攻即将打响，从开战之初到总攻前夕，淮海战役已经历时约四十天的时间，我军先后消灭了黄百韬、黄维、孙元良等几个精锐兵团。其中孙元良兵团的覆灭是因为不听杜聿明号令，私自丢下部队装死逃生。到了此时的淮海战场上，国军方面只剩下杜聿明集团手下的两个兵团，分别是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加上一些从徐州带来的机关闲杂人员和学生，人数在30万左右。

作为徐州“剿总”的副司令，杜聿明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方面，显然要比黄百韬和黄维高明得多，早在第三阶段尚未开打之时，杜聿明即制定了“打即不能撤，撤即不能打”的军事策略，一度跳出了我军的包围圈。只不过在蒋介石的掣肘之下，杜聿明无法遵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策，再加上粟司令和淮海前敌指挥部高瞻远瞩，最终才成功将杜聿明包围在陈官庄一带。

淮海战役的战略意义非同小可，如果成功将杜聿明集团全歼，那么意味着国民党长江以北将再无精锐，同时也为解放全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毛主席曾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也有所提及：“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然而，就在华野大军即将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之时，毛泽东却发电报给粟司令，要求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这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华野是好不容易把杜聿明的30万军队成功包围的，一旦不彻底把杜聿明集团吃掉，战场形势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杜聿明集团随时都有可能突围成功。原来，“围而不歼”与“围而不攻”不同，尽管毛主席下达了“围而不歼”的命令，但对杜聿明集团采取的政治攻势依然没有停止，而毛主席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毛主席此举是为了稳住傅作义。辽沈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把下一步把目标盯准了傅作义集团。华北国民党军人数众多，足足有六十万众，在国民党军中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曾几次给华北我军带来不小的损失。而此时辽沈战役虽已结束，东北也占据也做好了入关的准备，但在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战略包围之前，傅作义集团很有可能出海南逃，如此一来，我军的部署将功亏一篑。

傅作义南逃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一是国军傅作义所部机动力强，本身具备出海潜逃的能力，而我军并不具备的从海上对其进行拦截的能力。二是如果杜聿明集团全军覆没，意味着傅作义将处在几大野战军的包围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把傅作义逼向这条路，而这也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

反之，如果我军暂缓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则会让傅作义对困守华北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自己仍有足够的能力守备平津。毕竟，从傅作义个人的情况出发，他并不愿意撤退到江南受蒋介石的控制，因为这样的话部队将会受到蒋介石的瓦解，自己也将成为无根之水。

其二毛主席这么做是为了迷惑蒋介石。我军暂停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很容易给蒋介石传递这样一种假象 ，即认为使杜聿明集团还有力量和华野一战，对杜聿明集团也还有援救的必要。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不会下定让傅作义南逃的决心，无形中为我军堵死傅作义集团争取了时间。

1948年11月，傅作义曾经从平津到南京开过一次会议，会上蒋介石一度劝说傅作义率领大军由海陆两路南下，劝说的理由无外乎是东北既已失手，平津地区也难保之类的话。同时，蒋介石许诺给傅作义做东南战区司令长官的职位，傅作义不但没有被打动，反而以自己有大军60万，能守住平津地区为由说服了蒋介石，最后蒋介石依从了傅作义的想法。事实证明，蒋介石之所以会听从傅作义的言论，很大一个原因与淮海战役围而不打这一重要策略有关。

其三，对杜聿明集团的“围而不歼 ” ，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敌我伤亡。 淮海战役作为我军解放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同时，我军取得了堪称光辉的战绩，但自身实力也出现了一定的程度的损耗。如在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时，华野大军就付出六万以上的人员伤亡；在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时，中原野战军又付出了三四万人的伤亡。此次面对杜聿明集团的30万大军，不出意外仍会造成四五万兵力的伤亡。

解放战争不同于抗日战争，在毛主席看来，基层官兵都是老百姓构成的，能少死一个是一个。为此，毛泽东特意以中野和 华野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当问及粟裕对“围而不歼 ”有何看法，一旦实施起来是否能围得住，后勤保障又是否跟得上？对此，粟裕表示自己并没有压力，前提是要让华野大军能够吃饱饭。淮海总前委得知粟裕的要求后，紧急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给华野大军预支了一个亿的粮草保障，充分保障了华野大军的粮草供应。最终，没有了后勤供应压力的华野，彻底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光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