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到平原开创根据地，为何宋时轮受挫撤回，陈再道成绩惊人？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华北平原，两位年轻的指挥官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如何在敌后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是28岁的宋时轮和31岁的陈再道。两人同样年轻有为，同样肩负重任，却在战场上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宋时轮率领第四纵队进入冀东平原，短短数月就建立起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然而好景不长，部队迅速膨胀导致秩序混乱，最终不得不黯然撤离。与此同时，陈再道在冀南平原却创造了奇迹，建立起了一个覆盖51个县、80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同样是年轻有为的指挥官，同样面对平原地区的挑战，为何两人的结局如此不同？是什么造就了这天壤之别的结果？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冀东之行：宋时轮的艰难抉择

1938年春天，日军虎视眈眈，准备向徐州发起猛攻。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华北山地挺进平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这个任务，落在了年轻的宋时轮肩上。

宋时轮，这个1907年出生在湖南汨罗的年轻人，此时已经是八路军120师的一名指挥官了。他曾跟随朱德、刘伯承东征西讨，在长征中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平原游击战？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

毛主席亲自点将，让宋时轮率领120师的一个支队，与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向冀东挺进。宋时轮担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这两个年轻人，一个28岁，一个31岁，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为了配合第四纵队的行动，中央北方局在冀东地区也没闲着。他们筹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暴动，还组建了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被任命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李运昌和洪麟阁为副司令。

中央的指示很明确：冀东大暴动的时间，要以第四纵队到达为准。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配合行动，目的就是要在冀东平原上打开一个突破口。

1938年7月6日，第四纵队主力终于踏上了冀东的土地。随即，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拉开了序幕。参加暴动的群众超过20万，远远超出了预期。这充分说明，冀东老百姓心中的抗日怒火早已按捺不住了！

在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的配合下，短短时间内，我们就解放了7座县城和大片乡村。冀东抗日联军也迅速扩大到了39个总队支队，兵力一下子膨胀到了10万余人。看到这个数字，宋时轮和邓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笑容背后，一些隐忧开始在宋时轮心中萌生。部队扩张得太快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首先，新招募的战士良莠不齐，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摸过。纪律性差，组织混乱，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像一头难以驾驭的野象。

其次，后勤保障跟不上啊！10万张嘴，天天要吃饭。武器弹药、医疗物资，样样都要钱。可是，根据地刚建立，哪来那么多资源？

最要命的是，日本人可不是吃素的。冀东的局势突然变化这么大，他们肯定会集中兵力来报复。到时候，我们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能顶得住吗？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由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等人分别担任军分区司令员。

9月10日，毛主席给第四纵队和河北省委发来电报，指示要以团营为单位，把部队分散到各个军分区去，与起义队伍合编。同时，要着手建立各县、区的政权，巩固发展冀东根据地的胜利成果。

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也给宋时轮、邓华下达了新的任务：尽快在冀东站稳脚跟，然后向东南方向的平原地带发展。

听到这个命令，宋时轮皱起了眉头。他对邓华说：＂这个决议，恐怕很难执行啊！＂

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从山地到平原，大家心里没底啊！

从红军时代开始，我们的队伍就是在山区活动，在山区打游击。现在让我们到平坦的平原上打游击，这可是个全新的挑战。不仅宋时轮、邓华这样的高级指挥员没经验，就连普通的干部战士，也都是一头雾水。

在第四纵队的党委会议上，宋时轮提出了一个想法：不如集中兵力到山区去创建根据地。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于是，宋时轮率领一部分队伍，北出长城，向都山进发。他们打算在那里重新站稳脚跟，建立一个可靠的根据地。

然而，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都山地区是伪满洲国的边境，敌人在那里统治多年，戒备森严。而且，日军修建了很多环山公路，机动性很强。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山区村落稀少，群众基础薄弱，发展起来难度很大。

就这样，宋时轮想要以山区为依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落空了。9月中旬，他不得不率领部队从都山撤回。

二、山地与平原：信心的失落与撤退的决定

宋时轮率部从都山撤回后，第四纵队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室里，气氛凝重。桌上的地图上，冀东平原像一块巨大的绿色丝绸，上面零星点缀着一些小山包。

＂同志们，＂宋时轮指着地图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很不妙。都山行动失败了，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

邓华接过话头：＂是啊，平原地区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青纱帐＇一倒，咱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

＂青纱帐＂是东北平原特有的景象，指夏秋之际高粱、玉米等农作物长得比人还高，为游击队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庄稼都收割完了，平原上一望无际，连棵遮挡视线的树都没有。

有位老游击队员插嘴道：＂咱们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敌人追都追不上。可在这平原上，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一出动，咱们连藏都没地方藏啊！＂

这番话引起了共鸣，会议室里响起一片附和声。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年轻的连长站了起来：＂同志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啊！地下党的同志们也不愿意撤离，虽然他们也说不出个坚持的道理来。但是，我们真的要就这样离开吗？＂

宋时轮和邓华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犹豫。

最后，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留下三个支队在冀东坚持，其余主力撤往平西。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按理说应该请示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但是，形势紧急，宋时轮认为不能再耽搁了。会议一结束，他就率领第四纵队主力撤过了白河以西。

邓华作为政委，还是按程序向上级报告了。9月19日，他将会议上的两种意见综合后上报，等待上级批示。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邓华的电报发出一周后，9月26日，中央的回电来了。电报内容是：＂现在的任务应该是以＇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发展，＇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邓华仔细琢磨这段话，觉得中央的意思是不同意主力西撤。他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按照中央指示，领导余下部队在冀东坚持。

但是，此时的邓华已经兵力不足。经过一番权衡，他给晋察冀军区发了一封电报，希望能把已经开走的主力部队调回来，哪怕只调回一个大队也好。

就在邓华焦急等待回音的时候，10月8日，中央又来电了。这次的措辞更加明确：＂我军应该尽可能争取在冀东平原建立根据地，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中央的电报还特别指出：＂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在行军中即可能收到很大损失。＂

邓华反复琢磨这封电报，觉得相比此前，中央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他和同志们商量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是时候撤退了。

就这样，邓华率领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约5万人，开始了向平西的转移。

然而，正如中央预料的那样，撤退的路上困难重重。日伪军对我军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和阻击。我军各部队在连续的激战中损失惨重，士气低落。

更糟糕的是，那些刚刚加入的抗日联军，由于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在艰苦的转移中出现了大规模溃散的情况。

据《宋时轮传》记载：＂第23总队一夜离队1000余人，第39总队3000人全部离队……有的暴动武装一夜离队达6000人之多……第四纵队主力撤到平西时，仅剩4000余人。＂

这个数字，让人心痛。短短几个月前，意气风发挺进冀东时的10万大军，如今只剩下了这么点人马。

就这样，历时4个多月的挺进冀东和冀东暴动，以一种令人沮丧的方式结束了。

对于28岁的邓华和31岁的宋时轮来说，这无疑是他们军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段回忆。他们带着残存的部队，踏上了西撤的道路，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过去的反思。

三、陈再道的冀南奇迹

就在宋时轮和邓华在冀东平原面临重重困难的同时，在冀南平原上，另一位年轻的指挥官正在书写着一段传奇。他就是31岁的陈再道。

陈再道，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与宋时轮同年。1927年，年仅20岁的陈再道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此后，他跟随贺龙等人南征北战，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38年春，陈再道奉命来到冀南平原。当时的冀南，局势同样复杂。日军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地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这样的形势，许多人认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平原地区没有险要地形可以依托，游击队无处藏身，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和消灭。

然而，陈再道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冀南平原造人山＂。

＂什么是＇人山＇？＂有人问道。

陈再道解释说：＂我们过去总是依靠大山大岭打游击，现在没有山，我们就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人山＇！＂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新奇，但怎么实现呢？陈再道开始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

首先，他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经常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边干一边聊天。通过这种方式，他深入了解了群众的疾苦，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有一次，陈再道在一个村子里住了几天。村里有个老大爷，平时不怎么说话。临走那天，老大爷突然拉住陈再道的手说：＂小陈啊，你是真心为咱老百姓好，以后有啥事，尽管吱声，俺们一定帮忙！＂

这句朴实的话，让陈再道深受鼓舞。他明白，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就一定会支持我们。

其次，陈再道注重发动和组织群众。他提出了＂百姓武装化，武装百姓化＂的口号。在他的带领下，冀南地区很快建立起了大量的民兵组织。这些民兵平时种地生产，战时拿起武器打鬼子。

有一次，日军进攻一个村庄。眼看敌人就要攻进来了，突然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乡亲们，鬼子来了，大伙儿拿起武器，保卫家园！＂

话音刚落，村民们就像蜂群一样涌了出来。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扁担，还有的拿着猎枪。他们分散在村子周围，对日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日军没想到一个小村庄竟有如此强大的抵抗力，最后只得狼狈撤退。

这种全民皆兵的局面，让敌人闻风丧胆。一个日军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的农民都是兵，我们无法分辨谁是平民谁是游击队。这场仗，太难打了。＂

第三，陈再道十分重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他的努力下，冀南地区很快建立起了村、乡、县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这些政权机构深入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进一步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有一次，一个村子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村民们愁眉不展，不知如何是好。村政府立即组织人力，挖井引水，并且从其他地方调来粮食救济。这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措施，让村民们深切感受到了抗日政权的温暖。

一位老农感慨地说：＂共产党的干部真是好啊，他们和我们老百姓是一条心的。以后谁要是敢欺负共产党，就是跟我们老百姓过不去！＂

就这样，在陈再道的领导下，冀南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到1940年，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覆盖了51个县，管辖人口超过800万。

这个成绩，不仅让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也让许多原本对平原游击战持怀疑态度的人刮目相看。

有人问陈再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再道笑着说：＂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就是我们的山，有了这座＇人山＇，我们在平原上也能打出一片天地！＂

这句话，道出了陈再道成功的真谛，也为后来的平原游击战指明了方向。

四、两种思路的碰撞：战略眼光与实践智慧

在华北平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宋时轮和陈再道的故事仿佛两条平行线，既相似又截然不同。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平原游击战过程中的艰辛与智慧。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8年5月21日。就在宋时轮率队挺进冀东的前夕，徐向前元帅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为平原游击战指明了方向。

徐向前在文章中写道：＂单从战术的眼光来看，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在山地那样便利。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

这段话，字里行间透露出徐向前元帅的远见卓识。他并没有被传统的游击战思维所束缚，而是敏锐地看到了平原地区的特殊性和潜力。

徐向前接着指出：＂我们的游击队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要依托地形上的便利，还要与广大人民相结合。河北地区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我们能团结广大人民，把广大人民变成我们的＇人山＇，那么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这段话，可以说是＂冀南平原造人山＂理论的先声。徐向前元帅提出的＂人山＂概念，为后来陈再道在冀南的成功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理论的提出只是第一步，如何把理论变成现实，才是真正的挑战。这就是陈再道在冀南平原所面临的任务。

陈再道没有辜负徐向前元帅的期望。他将＂人山＂理论发扬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百姓武装化，武装百姓化＂的口号。这个口号，简单易懂，却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思想。

有一次，陈再道在一个村庄组织群众会议。会上，有人问：＂陈司令，咱们这儿没有山，游击队往哪儿藏啊？＂

陈再道笑着说：＂咱们不用藏，咱们就是游击队！＂

这句话引起了哗然。陈再道接着解释：＂每个村民都是一个潜在的战士。平时生产劳动，战时拿起武器打鬼子。这样，我们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敌人永远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

这种新颖的思路，很快在实践中证明了其威力。冀南的农民们，白天种地干活，晚上就变身为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日军疲于应付，苦不堪言。

与此同时，在冀东平原，宋时轮和邓华却陷入了困境。他们同样面对着平坦开阔的地形，同样需要解决游击队的隐蔽和生存问题。但是，他们的思路却与陈再道有所不同。

宋时轮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地形优势。当他发现平原地区难以隐蔽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回到熟悉的山区。这种思维方式，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平原地区的发展。

有一次，宋时轮在一次会议上说：＂没有山，我们就像没有了根。＂这句话，反映出他对传统游击战模式的依赖。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它不会给人太多犯错的机会。宋时轮和邓华在冀东的挫折，恰恰反映了他们在战略思维上的局限。

11月25日，中央给宋时轮和邓华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邓、宋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一般来说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这段评价，既肯定了宋时轮和邓华的努力，也指出了他们工作中的不足。特别是＂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这一点，恰恰是陈再道在冀南取得成功的关键。

事实上，不仅是宋时轮和邓华，当时许多同志对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都缺乏信心和经验。即使是久经沙场的徐向前元帅，在冀南地区也曾遇到过类似的困难。

然而，徐向前元帅凭借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及时调整了思路。他不仅自己提出了＂人山＂理论，还大力支持陈再道的创新实践。

在徐向前元帅的支持下，陈再道在冀南平原开创了平原游击战的新模式。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形优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群众。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在平坦的冀南平原上筑起了一座座坚不可摧的＂人山＂。

这种新的游击战模式，不仅适应了平原地区的特点，还大大扩展了游击战的范围和影响。它证明，只要我们能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能在任何地方开展游击战争。

五、历史的启示：平原游击战的成功之道

宋时轮和陈再道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平原游击战成功的关键所在。他们的经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我们理解平原游击战的本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首先，战略定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面对困难时，是坚持还是撤退，往往决定了一场战争的成败。让我们回到1938年9月，当时的宋时轮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同志们，＂宋时轮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在平原上坚持，要么撤回山区。这个决定关系重大，我们必须慎重考虑。＂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了沉默。每个人都在权衡利弊。最终，宋时轮做出了撤退的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明智的，但从长远来看，却失去了在平原地区站稳脚跟的机会。

反观陈再道，他在面对同样困难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战略定力。有一次，日军大举进攻冀南根据地，形势一度十分危急。有人建议撤退，陈再道却坚定地说：＂撤退容易，坚持才难。但只有坚持，我们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陈再道的坚持下，冀南根据地不仅渡过了难关，还在此后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战略定力，正是平原游击战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群众基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平原地区，没有险要的地形可以依托，群众就成了游击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陈再道深谙此道，他常说：＂群众就是我们的山，有了群众，我们就有了依托。＂

有一次，陈再道带领一支小分队在一个村庄休整。突然，有人报告说日军正向村子逼近。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做法是立即撤离。但陈再道却说：＂我们不走，我们就藏在老百姓家里。＂

果然，在村民们的协助下，游击队员们都找到了藏身之处。当日军进村搜查时，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日军搜遍全村，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

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群众基础的重要性。在平原地区，群众不仅是游击队的眼睛和耳朵，更是他们的掩护和后盾。正是有了群众的支持，游击队才能在平坦开阔的平原上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灵活应变与创新精神是平原游击战的核心。传统的游击战术在平原地区往往难以施展，这就要求指挥员们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灵活的战术思维。

陈再道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百姓武装化，武装百姓化＂的口号，开创了平原游击战的新模式。在他的领导下，冀南的农民们形成了一支独特的＂农民军＂。他们平时耕田种地，战时拿起武器打鬼子，让敌人防不胜防。

有一次，日军对一个村庄发动突袭，企图一举歼灭藏在村里的游击队。但当他们冲进村子时，迎接他们的却是看似普通的农民。这些＂农民＂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扛着扁担，还有人赤手空拳。日军正疑惑间，这些＂农民＂突然亮出了藏在农具下的武器，对日军发动了猛烈攻击。

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让日军吃尽了苦头。一位日军军官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在中国的农村，每个农民都可能是一个士兵，每个村庄都可能是一个军营。我们永远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来。＂

相比之下，宋时轮在战术运用上显得略为僵化。当他发现传统的游击战术在平原上难以施展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回到熟悉的山区，而不是思考如何改变战术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思维方式，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平原地区的发展。

平原游击战的成功，不仅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智慧和创新。陈再道的成功，正是源于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战略战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宋时轮和陈再道的故事，虽然发生在70多年前，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教训，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紧紧依靠群众，不断创新进取，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