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霸权国金国入主中原，灭亡北宋，给宋人造成了空前的人员、财产损失和浩劫，中原沦陷，宋人家破人亡，国破家亡，撤钦二帝被俘虏，无数妇女被蹂躏。在洪州、定州等地屠城。国家亡了，军队打散了，无辜民众失去安全保障，遭受了惨绝人寰的灾难。“靖康之耻”是宋人空前的奇耻大辱，对此，宋人有切肤之痛，“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而随着南宋实力的衰弱，其主导的东亚区域性朝贡一宗藩国际体系也大为萎缩。

即使如此，南宋也要通过三年一次的有夷狄参与的南郊大典来营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天下共主”的至尊国际地位。在遭受北宋的亡国之痛后，南宋对蛮夷的憎恨达到极致，而早在北宋时就流行的“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南诏祸害论”、“南诏亡国论”和“蛮夷桀黠，从古而然”论甚嚣尘上，这些“历史教训”由于北宋亡于夷狄和南宋夹在金国和大理之间的地缘政治现实而具有了特殊的膨胀和滋生蔓延的土壤。

一、金宋二元国际体系中南宋对大理的忌惮

金朝灭亡北宋并占据中原后，实力大增，南宋凭借长江天险和秦岭山地与金朝周旋，1141年绍兴和议后，确定了金朝为君南宋为臣的金宋宗藩关系，南朱向金朝称臣纳贡，缴纳岁币，尽藩臣之义务，金朝给予南宋册封。南宋实际上加入了以金朝为“天下共主”的区域性国际体系，通过参加该体系并向金朝称臣纳贡、交纳岁币，“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成为金朝藩臣来屈辱地维系半壁河山。

同时，为了保持华夏正统大国的至尊，掩盖一落千丈的国际地位，南宋又保持了与交趾和占城等国的宗藩关系，勉强维系了一个以南宋为“天朝共主”的半边区域性国际体系。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实际上是金朝独霸的一元朝贡一宗藩国际体系，表面上则形成金宋二元朝贡一宗藩国际体系。

由于南宋国力较北宋大为削弱，以南宋为“天朝共主”的东亚区域性朝贡－宗藩国际体系大为萎缩，高丽、西夏等转投金朝，成为金朝的藩属国。南宋较北宋更加忌惮大理，甚至不许大理向南宋进贡，大理实际上也脱离了南宋版朝贡体系，自然也不再有册封关系。

南宋版朝贡体系内仅仅只剩交趾（安南）、占城等少数国家是长期稳定的藩属国，西南龙蕃、韦蕃，播州杨氏等是忠实的藩臣。由于南宋限制藩属国的朝贡次数，朝贡次数较北宋也大为减少。即使如此，南宋仍然以“厚往薄来”的代价勉强支撑起以南宋为“天朝共主”的朝贡体系，对朝贡诸国，“朝廷亦厚加赐与，而不贪其利。故远人怀之，而贡赋不绝”。

此外，南宋还通过三年一次的有交趾、占城、西南诸蛮僚等夷狄参与的南郊大典来营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天下共主”的至尊国际地位，同时，这些蛮夷向南宋朝贡并得到南宋册封也渲染了南宋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南宋国力衰弱，自顾不暇，虽然表面上仍是“天下共主”，但无力像北宋那样给予众多藩属国“厚往薄来”的贡赐利益，对大理更是忌惮有加，由于宋人亲身经历异族女真灭亡北宋、中原沦陷、徽钦二帝被掳掠、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生灵涂炭之灾祸和耻辱，故宋人有云：“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

在战火中经历了“靖康之耻”的南宋又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南诏亡国论”烘托起来，将唐朝亡于南诏和北宋亡于女真联系起来，视大理为和女真一样野蛮的“蛮夷戎狄异类，南诏祸害唐朝并加速唐朝灭亡，女真使宋朝丧失半壁河山，差点灭亡。

因此，既要抗击金朝又要防范和制衡大理，而且当时有实力进攻南宋的就只有金朝和大理两强，更令宋人恐惧的是，在地缘政治上，金朝和大理正好处于南宋南北两端，是钳形地缘困境中南北两把大钳。所以，南宋对大理更加忌惮，担心大理重走南诏的侵略扩张道路，从西南方向出击南宋大后方，与金人南北夹击南宋，加速南宋的灭亡。

上述原因使得南宋比北宋更加忌惮大理并且加大了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力度。南宋甚至将整个大渡河以南直至桂西的广阔地区视为徼外“诸国”以便与大理在地理上彻底隔绝。《宋史》载：“诸国朝贡，其交州、宜州、黎州诸国见辞，并如上仪”，就可为证。而政治上就是在以南宋为“天下共主”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将大理边缘化。

二、在南宋为“天下共主”的半边国际体系中将大理边缘化

1.只许大理卖马拒绝大理进贡

北宋时，既允许大理卖马也不拒绝大理进贡，只是一般不对大理进行册封，宋理未形成朝贡和册封互动的正式宗藩关系。即使如此，大理仍自视为北宋的藩臣，以宋朝藩臣自居。但是南宋由于对蛮夷的仇恨达到极点，对大理的忌惮程度远远超过北宋，甚至拒绝大理朝贡。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大理请求朝贡，宋高宗回答说：“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上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由此可见，南宋只是将宋理关系局限在市马的层次和范围内，不将宋理关系升级和扩大至政治领域。

与北宋不同，南朱除了政治上更加忌惮大理外，还有国力衰弱和经济实力减退而限制“厚往薄来”、“劳民伤财”的朝贡外交的务实的因素，因而压缩了朝贡体系范围，对交趾和占城这些最亲密的藩属国都进行朝贡次数和规模的限制，何况遭受忌惮的大理。其结果就是宋理维持了战马贸易，但南宋拒绝大理的朝贡。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大理国王段和誉遣清平官以马五百及驯象随昂入献”，再次请求朝贡。南宋对此十分忌惮，“仍密为防备，毋致引惹生事，……还马直，却驯象，赐敕书，即邕州劳遣其使”。仍然只接受市马，不接受朝贡。南宋大臣认为只许大理卖马，拒绝象征臣服的驯象，也是祖宗太祖皇帝的意思。使得大理既不能朝贡也不能进犯，才是抵御蛮夷的最好办法。

大理自邕州入贡不顺，后来，“大理国请道黎、雅入贡，珙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却之”，被南宋川蜀边臣孟珙阻止。南宋对大理始终严密防范，南宋甚至视大理为与交趾、高丽、占城等并列的外邦。南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边围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

南宋对大理的忌惮程度超过北宋，大理连进贡都得不到允许，更不可能得到南宋的册封，只允许其卖马，宋理政治关系比北宋时期还要倒退和冷淡，仅仅限于卖马这种经济领域的低级政治。这当然与南宋国力军力衰退，国际威望下降，以南宋为核心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萎缩等因素也有关系。事实上，大理被以南朱为“天朝共主”的区域性朝贡体系边缘化。

2.南宋前期不承认大理为藩臣且大理未得到南宋册封

蒙古介入西南之前，只见大理自称为臣的记载，未见南宋称其为臣的记载。虽遭南宋忌惮和打压，大理仍自视为南宋藩臣，将战马等武器装备源源不断输送给南宋，尽藩臣之义务，从而有利于宋金均势对峙的形成和稳定。而大理的进贡表明大理国将南宋作为北宋的延续和华夏正统，视其为“天朝”，对南宋政治认同，现实政治上大分裂而观念上却一直存在大一统理念，这就大大提高了南宋的国际地位和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南宋连大理朝贡都不允许更何况对其册封。而交趾和占城等国每次进贡均得到南宋的册封、赐封和加封。交趾、占城、阇婆、真腊、三佛齐均为南宋藩臣，均给予册封，如南宋给三佛齐国王的封号是“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

南宋还通过对藩属国使节进行册封以标示其与藩属国的君臣关系，如绍兴二十六年，同时册封三佛齐正、副使，“以蒲晋为归德郎将，副使蒲遐为怀德郎将”。从建炎三年（1129年）至淳熙三年（1176年）共48年，阇婆国共加赐18次，每次南郊大礼都获加封。而大理不但国主得不到册封，使节就更加不可能得到册封。

宋理之间不存在实际上的君臣和藩属关系。但由于以南宋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的萎缩，交趾和占城两个最亲密藩属国的朝贡次数和规模也受到限制，南宋150余年间交趾朝贡29次，高宗、孝宗两朝占17次。而北宋时期交趾和占城入宋朝贡分别为75次和55次。

总结

随着以南宋为核心的区域性国际体系的萎缩，大理在该体系中的地位也被边缘化，严格意义上大理己经脱离了以南宋为“天下共主”的朝贡体系。政治上，大理仍然像北宋时期那样得不到宋廷承认，政权依然未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国际地位比北宋时还低，大理在政治上受到打压和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