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外交天团有了人事变动，秦刚出任新的外交部长，王毅任外事办主任。

有了这个引子，节日放假，聊一聊晚清的初始外交。

光绪二年，秋风瑟瑟，紫禁城养心殿，慈禧太后召见两个大臣的对话：

何日启程？

约以十日为期，不出二十五日。

几时可到？

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始放大洋，计期四十五日可抵英国。

此去当为国家任劳任怨。

谨遵圣旨。

汝二人须要和衷。

是。

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随人须要约束，不可滋事。

是。

……

被召见的二人是驻英公使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这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第一次派驻驻外使节。

郭嵩焘成为近代第一位驻外大使。

放在现在，能以公干身份往来世界各国，是很荣光和骄傲的事，可是，当时这可不是个好差事，去蛮夷的老巢，路途遥远生死未卜，如同“人质”，这是当时天朝上国一致的认同。

之所以选择郭嵩焘出使英国，是李鸿章的推荐，作为洋务派的开明人士，郭嵩焘对新事物有着活络的思考方式，不守旧，不顽固，不墨守成规。

那郭嵩焘不知道远走西洋，不是好差事吗？当然知道，有两点，让他下定决心赴任。

第一个原因，是慈禧太后两次召见郭嵩焘，对郭嵩焘的疑虑和担忧，表示“总理衙门哪个不挨骂”，“李鸿章在烟台如此辛苦，还被说成不成样子”。言辞恳切，多有慰籍。

第二个原因是，这次出使第一要务是因为云南发生的“马嘉理案”，处理结果里有一条是清政府必须向英国女王道歉，经办此案的正是故友李鸿章。

机缘巧合，促成了郭嵩焘的这次英国行，他也因此名留史册。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76年12月2日，大清驻英公使郭嵩焘一行出京赴上海，乘船去远在万里之遥的大英帝国赴任。

一路颠簸疲惫，行船路线是曾经帮助李鸿章操练淮军的洋教头英国人马格里规划的，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直布罗陀都是英国的属地，以此向郭嵩焘炫耀大英帝国的荣光。

虽然辛苦，郭嵩焘还是饶有兴致的体察沿路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并如实记录。

历时54天，终于到达英国南安普顿港，下船后又转乘火车前往伦敦。

郭嵩焘对英国政府安排的官邸很是满意，对伦敦的现代化也是瞠目结舌，他在日记中写到“昨日已晚至，今日出门亦晚归，街市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如烟雾，人流如潮，至是怠无复加矣”。

进驻使馆第一天，郭嵩焘就召集随行人员开会，约法“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虽比唐僧给二徒弟规定的少了“三戒”，对国内来的随人来说也是十分苛刻。

郭嵩焘显然是一个接受新事物运用新知识超强的人，且不避讳“赶时髦”，这一点，却成为后来副使刘锡鸿攻击他的罪状。

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教化出来的子民都有的毛病，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唯吾独尊，顽固不化，副使刘锡鸿就是典型的愚昧官员。

我现在翻译出刘锡鸿给总理衙门发的正式官方奏折，列举出的郭嵩焘的“罪状”。

参观英夷炮台披着洋衣。怎么回事呢？英国皇家海军邀请郭嵩焘参观，这天，寒风凛冽，郭嵩焘打了个冷战，英军的提督暖心的把英军的大衣制服披在郭嵩焘身上，遮挡了郭的朝服。

会见英国女王时，主动趋步，首先鞠躬，置我大清国威于不顾。

唆使小妾学习洋文，不成体统，有失大清威严。

在英夷白金汉宫参加洋乐会，虽不懂洋文，却效仿洋人屡次取音乐单，献媚于洋人。

会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急步向前，有损堂堂天朝威严。

与英国外相“尤相亲昵”，有里通外国之嫌。

想想看看这些所谓“罪状”全部都是鸡毛蒜皮，是天朝上国迷梦不醒的典型症状。

可是，当时整个泱泱中华，从上到下几乎都是这种病态自大，毫不自知。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很悲哀？当时整个国家都被这种氛围包裹的严严实实，几尽窒息。

再举一个同时代的例子，同样是“天津教案”后，满族大臣崇厚被派到法兰西给法国国王道歉。

舟车劳顿，到了的时候，拿破仑三世既然已经下台了，所以崇厚的谈判对象，或者说是道歉对象，就变成了新任法国总统梯也尔，随后双方在法国的爱丽舍宫，走完了这个过程。

仪式开始，双方在爱丽舍宫里互相宣读了国书，读完了以后，崇厚向新任法国总统梯也尔鞠了一个躬，对方也回鞠了一个躬；出门前崇厚又向对方鞠了一个躬，对方又回鞠了一个躬。

这事被清政府知道以后，立刻觉得崇厚真有本事，为啥？因为不丢人嘛！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请罪就应该袒露上身，绑几根荆条，以示诚意，最起码也得给对方磕几个头吧！

可是崇厚居然只是给对方鞠了两个躬，而且对方还回鞠了两个躬，一点儿都不掉架子，而且间接的证明，中国皇帝是要比法国皇帝高那么一点点的。

因为崇厚是要向中国的皇帝三跪九拜的，而且中国的皇帝也不必向他鞠躬，所以单凭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皇帝显然更有尊严，于是大家的精神上，都得到了无比的满足，从此更崇厚竟然成了满清贵族里的能人了。

恰恰是这个崇厚，真正遇到事关国家安危的大事时，毫无章法，与俄国人谈判时稀里糊涂的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条约》，丧失了大片国土，要不是左宗棠和曾纪泽一文一武，据理力争，现在的新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870年代，据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因为是否三叩九拜的礼仪之争，过去了80多年，大清王朝，一点长进也没有。

这就是大清帝国，沉迷自己的世界不能自拔，对外一无所知，反而清醒的人，成为了异类，处处受阻，遭遇不公。郭嵩焘就是受害者，出使英法两年，来自国内和同僚的压力，让他心焦力瘁，不得不请辞回国，结束了海外之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为国家的强盛奋斗，与世界各国交往更加紧密频繁，恰逢“百年未有之变局”更是对大国外交智慧的考验，享用人类共同文明带来的繁华，也要为共同的文明添砖加瓦，拥抱世界，才能走的更远，最终到达想要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