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流传甚广的“史料”说，在康熙时代，当时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给这位大清皇帝写过一封信，向他建议在中国设立科学院。

但没有人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则“史料”的存在，我怀疑它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传播这条“史料”的人们并不在意有无其事，只是借此惋惜——如果听从莱氏的建议，未来中国的面貌可能会大大不同，说不定它就此走上现代化之路——这其实是一种自做多情的假设。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些康熙对于异国文化的态度，就得不出这个站不住脚的结论。或者说，康熙所代表的并非只是他本人的意愿，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下大清帝国所做的理性选择。

莱布尼茨对于遥远的东方古国有着浓郁的兴趣，对中国的了解远超一般欧洲人，他持续地和在华传教士们通信，源源不断地向他们索取关于中国的信息，请求他们回答他关于这个国度的各种问题。

我注意到他的另外一封信。

这封信写于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7月28日，由莱布尼茨发出，收信人是在华的传教士洪若翰，在信中，莱布尼茨提到三点：促使中国皇帝按照欧洲的做法成立科学院，以便更好地促进科学研究；希望找到二进制与《易经》相似的原因。至于礼仪之争[1]，莱布尼茨认为首先听听中国人的意见。[2]这封信很可能是上文提及的那条史料的“来源”——莱布尼茨写给洪若翰的信被误认为写给了康熙皇帝。

我们不清楚洪若翰是否将莱布尼茨的意思传达给康熙，或者康熙是否认真地思考了莱氏的建议，但我们知道的是，大清并没有功夫建立劳什子科学院，而礼仪之争导致的后果是，大清与罗马教廷交恶，中西交往的通道由此变得狭窄。

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及其后世子孙，自广袤的草原向南一路高歌猛进，用强大的武力建立起大一统的清王朝。当雄才大略的康熙接管了帝国的统治权，通过多年的征伐以及制度层面的建设，使他的帝国看起来比当时世界上其它任何政权都更牢不可破，更富强辽阔，他有足够的自信睥睨一切，他痴迷并坚信中国正统儒家文化，且将它视为天下稳定之基。

正如他在礼仪之争中发布的一道圣旨里所强调的：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

康熙禁止了传教士的工作，“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延续了这一政策，天主教只能通过地下形式传播。

康熙虽一度折服于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奇技淫巧”（从他对西历、医学、几何和相关技术的迷恋可知），但他从未真正考虑过信仰天主教，也从未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大力引进并推广西式科技。与儒家思想这种大“道”相比，这些西式科技不过是“术”，学者吴国盛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闻名于世的生物学家戴蒙德则从另一个维度解释他对于科技发展在中国受阻的原因：统一专制的体制使得新技术一旦被禁止或排斥就永无出头之日，在国家众多的欧洲就不存在这个担忧，即使一个国家排斥新技术，还有别的国家可能会接受或推广它。

雍正皇帝施行了比父亲更严厉的禁教政策，乾隆皇帝则呈现出与祖父相近的兴趣，与传教士们交往密切，他仍然禁止他们传教，将其局限于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之内，驱使他们为个人的兴趣服务。

莱布尼茨的中国期待彻底落空了，换句话说，他的那些期待或建议根本无法进入皇帝的法眼。至少在“康乾盛世”，睥睨一切的大清帝国没有现代化的动力，没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

中西各自的文化系统、宗教信仰、治国理念、国体政体、发展方向等等因素促使二者渐行渐远，隔膜日重，直到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此时已非彼时，西洋人已非过去的西洋人了！

[1]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争议，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天主教在中国被禁止传播。

[2]转引自《中国近事》213页，（德）莱布尼茨，大象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