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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改善，带动了国共两党的接近。1935年末，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关注国共两党关系，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

蒋介石在继续进行武力“剿共”的同时，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秘密接触和谈判。

两党代表的秘密接触，通过几条渠道同时进行，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1、蒋介石为何要主动接触中共？

从国共两党来说，主动发起秘密接触的是国民党、蒋介石。

进行了近十年“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到1935年末发起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这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关，是他外交、内政的需要。

从外交上看，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要灭亡全中国，蒋介石从英美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援助，决定加快实行联苏制日方针。

为了在国际上联苏，在国内就要摆出一副联共的姿态，况且，联共正是当时中苏两国谈判中苏联向他提出的建议。

后来，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忆当时情形说：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从国内形势看，蒋介石认为，在第五次“围剿”中，红军主力已被他赶出闽赣和鄂豫皖地区，在战略转移中损失惨重，力量大为削弱，新的落脚点是边远、贫瘠的陕甘地区。

此时的红军已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在他看来，在国共两党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用“政治收编”的办法解决这为数不多的红军，取得不战而胜的效果。

而且，为了集中兵力抵抗咄咄进逼的日本侵略者，蒋介石也需要结束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对抗。

1935年秋，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即命他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

邓文仪先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苏联政府从中斡旋，遭到拒绝。邓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见到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刊载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

邓找人将上述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蒋介石。蒋看后命邓文仪赶回莫斯科，设法与王明接触。

2、邓文仪来莫斯科的使命

邓文仪1935年12月21日离开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之后乘火车于1936年1月3日回到莫斯科。

他原拟通过《真理报》或《共产国际》杂志转信给王明，但怕误事，更怕日本特务察觉，遂直接写信投寄共产国际秘书处转王明，要求见面，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秘密商谈。

信寄出多天后没有回音。恰在此时他得知胡秋原在莫斯科。胡秋原曾是神州国光社的编务人员，该社负责人是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

陈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流亡海外时，组织抗日反蒋团体一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合作。

胡秋原就是该组织驻莫斯科与中共联络的代表。通过胡秋原与中共取得联系，是不成问题的。

1月10日左右，邓文仪拜访胡秋原，说明蒋介石拟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想法，请胡从中帮助。1月11日，胡秋原亲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住地，转达邓文仪要求面谈的请求，并表示国共两党代表可在他的寓所秘密接触。

中共代表团在讨论是否与邓文仪面谈时，多数人怀疑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但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南京的真意。

决定先由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与邓见面，视情况再决定王明是否见邓。

3、邓文仪与潘汉年的接触

1月13日晚，邓文仪和潘汉年在胡秋原寓所第一次接触，面谈两个小时。

会见开始，潘对邓说：

“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

并问邓：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回答说：

“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

在解释蒋介石联共理由时，邓文仪说：

“蒋先生主张，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

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在谈到国共合作的紧迫性时，他说：“我们得到情报，知道日本今年一定要进攻外蒙，它对华北自然也会有新的动作。日本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了”。

会见结束时，潘汉年提出希望下次见面时邓能代表南京政府提出国共合作的具体意见。邓文仪则提出“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4、邓文仪与王明的接触

1月17日，王明会见邓文仪，进行第一次谈判。王明首先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说：

“我们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

他接着质问邓文仪：

“可是，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政府真希望参加反日斗争。所以我们很多同志都不相信南京政府会真的来反对日本。你有什么事实能够说明南京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日呢？”

邓文仪回答说：

“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举出许多例子。简单地说，你们知道，这几年我们修了许多道路来改善交通状况，便利军事上的行动；我们开过许多次会议，目的都是为了讨论如何对付日本侵略：我们在庐山办了军官讲习班，表面上是为了剿共，实际上是为了抗日。”

王明不相信南京政府在准备抗日，他向邓文仪说：

“事实证明你们的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所谓反日并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根据”。

他追问邓文仪：

“你们开过几次会议，讨论究竟是与日本一起剿共，还是和中共一起反日？”

邓文仪在回答时承认：

“蒋先生，包括我在内，是受过日本宣传的欺骗。他们收买了不少奸细来搞这种宣传，就是在南京内部也有。日本人宣传说日本人等于是乡里的地主和绅士，中国人是孤苦零丁的鳏夫和孤儿，而欧美列强，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强盗。豪绅有时候会欺负鳏夫和孤儿，但豪绅毕竟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人，不会杀害他们，强盗则无恶不作。

所以从前我们确实相信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来抵抗西方国家，许多革命党人都相信日本绝不会把中国殖民地化，暂时让日本人占领一部分中国领土，也只会促使日本向西方国家开战。在日本把西方国家赶走以后，我们可以再把日本赶出去。如今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现在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进行反日战争，中国就一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王明和邓文仪历时两个小时的谈判还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争取苏联援助问题。邓说南京的军事装备只够支撑三个月的战争，打算向国外购买，“可是英美离我们很远，远水不救近火。因此我们也请求苏联政府来援助我们”。

他问王明：

“苏联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会不会援助我们呢？”

他的意思是让中共方面协助争取苏联援助。

因此，王明回答说：

“你是外交官，应当自己去进行谈判。另外我也建议你们继续与英美方面进行谈判。”

二是双方派代表回国内谈判问题。

在会谈中，邓文仪一再要求王明提出中共方面的具体条件，双方在莫斯科谈判。王明则强调：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代表团已经讨论过，并且决定，第一，我们不在这里提出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不能确切地了解国内战线的变化情况，红军的领导人在国内了解得具体得多，得由他们提出具体条件；

第二，我们的党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遵守党的章程的，要解决有关我们谈判的问题，需要政治局的大多数作出决定，而政治局的大多数并不在莫斯科，因此要提出具体的谈判条件，必须要根据苏区中政治局的决定。因此，有关具体的谈判条件问题，你们必须同毛泽东和朱德他们去谈去。”

经过协商，双方决定派代表回国内去谈判，南京方面承诺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月18日讨论了王明与邓文仪的谈判，多数同志反对在南京方面提出的四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

1月22日，王明和邓文仪再次举行谈判。双方商妥派潘汉年和邓文仪回国内谈判，并拟于24日或25日由莫斯科启程。

正当潘汉年、邓文仪准备于25日启程回国时，邓文仪突然于1月23日找到王明，说他接到蒋介石电报，令他于1月25日或26日由莫斯科径去柏林参加李融清（陈立夫化名）与苏联代表关于签订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

待十几天他回莫斯科的时候，很可能会和李融清一起来，那时候我们再一起谈判，按蒋介石意见，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拿着我们的协议到国内苏区去。”

王明批评南京方面出尔反尔，再次表示怀疑他们的诚意，并重申：

“协议的签订应该在苏区完成，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今天的具体要求，我们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签订这种协议。不过关于谈判原则，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

至此，国共两党代表在莫斯科的接触暂时告一段落。4月，潘汉年离苏归国，直接与南京代表谈判。行前，潘曾会见邓文仪，商治了回国后与南京代表接头的有关事宜。

5、与南京的直接接触

1936年4月，潘汉年随同胡愈之离开莫斯科，乘车到法国马赛，转搭轮船返国，于5月间到达香港。

在港期间，潘汉年和救国会成员陶行知、邹韬奋，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李宗仁在香港的代表人物王公度、刘仲容，以及梅龚彬、叶挺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

以及《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写信给南京的陈果夫，要他派人到香港接头联系。

7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从沈雁冰那里得知冯雪峰受中共中央派遣，已从陕北来到上海，随即去见冯雪峰，向冯报告潘汉年已从莫斯科到达香港。

于是，冯雪峰和胡愈之一道去香港见潘汉年，冯告诉潘上海有秘密电台可直接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也有去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陈果夫不久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香港会见潘汉年，邀潘到南京。潘随张冲经上海到南京后，住下关扬子饭店。

曾养甫会见潘汉年，他希望潘汉年先到陕北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弄清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谈判的具体意见并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代表资格后，再到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潘汉年去陕北，7月24日到西安，8月8日到保安，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等会谈的情况和曾养甫希望得知中共中央对两党谈判意见的消息。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潘汉年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除决定给南京复一封秘密信外，还决定发表致国民党的公开信。这就是8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

8月中旬到9月初，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联合抗日有关问题进行会谈。之后，他回到陕北。

9月24日，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携带着《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及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离开陕北，10月2日到西安，10月14日转赴上海。

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热情称赞她在：

“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期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

毛泽东在信中还写道：

“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一谈，不胜感幸。”

6、潘汉年与陈立夫的接触

11月10日，经张冲安排，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会谈。张冲亦在座。潘汉年将周恩来9月22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和同天写给蒋介石的信，亲手交给了陈立夫。

潘汉年口头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提出的八项条件。

在这次晤谈中，陈立夫态度大变。他向潘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于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

“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这与“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

面对潘汉年义正辞严的责问，陈立夫很难堪，他一再强调：蒋介石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

他对潘汉年说：

你我都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介石愿意和他谈判，“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如由三千可扩大为一万之数”。

潘汉年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

7、蒋介石态度为何大变？

蒋介石态度的突变，和当时国内政局的发展有关。九十月间，“两广事变”失败。

蒋介石认为他的后顾之忧已经消除，又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了。

他把三十个师的中央军部署在平汉铁路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企图寻机将刚刚会聚起来的红军聚歼在黄河以东的甘肃地区，或赶到外蒙去。

蒋介石在策划、部署军事“剿共”的同时，继续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11月23日清晨，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入狱。接着，十几家进步报刊也被封闭。

蒋介石对共产党实行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部署武力进攻，同时仍幻想通过谈判实现政治收编。

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去南京谈判。11月19日，陈、潘在南京再次举行会谈。

陈立夫说：

蒋介石坚持原来所提各点，无让步可能。陈要求潘汉年把上次会谈时他转达的蒋介石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

陈立夫以威胁的口吻说：

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他们“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斩钉截铁地指出：

“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

陈立夫又表示：

“我们当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

于是，潘汉年将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他，并郑重地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两党合作之参考。

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四项条件时，陈立夫竟矢口否认，说：

“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

至此，谈判陷入僵局，无法继续进行。当晚10时，张冲去看望潘汉年，婉言透露陈立夫左右为难，希望双方继续努力，并转达陈立夫意见：望把蒋介石的意见电告陕北中共中央，如果周恩来能与蒋面谈，条件还可斟酌。

潘汉年11月21日将19日与陈立夫会谈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没立即复电。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

张冲还说：

“如蒋对红军完全绝望，他必与日妥协”，他建议中共中央回个电报，“表示对保留军队要求多些”，并可要求一定防地。

潘汉年提出：

“章乃器等被捕，更使我们对蒋是否决心抗日，表示极大怀疑。我是否再留此，实有考虑必要。”

张冲先辩解说：“章等被捕为上海市政府行动，南京不负责任”。

但他又不愿意潘汉年离开上海，想继续与中共接触谈判，便赶紧向潘汉年表示：“对你们的安全负绝对责任”，并劝潘“以私人资格劝朱毛，不要拆散谈判”，再次请求潘汉年给陕北中共中央打电报。

中共中央态度鲜明，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11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潘汉年：

“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当接到潘汉年11月21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12月又复电潘汉年，更明确和严肃地指出：

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线，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历时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到此告一段落。不久，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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