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的文献价值
一
六家本《文选》的产生，是宋代《文选》学的产物。《文选》在隋唐之间，因曹宪的传授而成为一门专学。传其学者有公孙罗、许淹、李善等，其中以李善最为著名。李善在高宗显庆三年(658)九月完成了六十卷本《文选注》，并上给高宗皇帝。其后，在玄宗开元六年(718)，吕延祚组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重新为《文选》作注，并将李善的六十卷重又恢复到三十卷，世称五臣注。这两种注本在唐代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从吕延祚的上表以及唐玄宗给吕延祚的救文看，唐人对李善注有些微词。因此，有唐一代似乎比较重视五臣注，而对李善注有所批评。所以说，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优劣之争，在唐代已经开始了。至于晚唐，赵匡乂在《资暇录》中曾针对唐人重五臣轻李善的情况进行了批评，这说明李善注的价值已开始被人认识了，大约产生在这-时期的《文选集注》，以李善注本为底本，也说明了这个情况。但从刻本的情况看，最早的《文选》刻本仍是五臣本，即五代时毋昭裔所刻本，而李善刻本要到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才由国子监刊刻。五臣和李善两种注本刊刻后，基本满足了读书人的要求，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因为两种注本分开使用，实在不方便。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人便试着将五臣本与李善本合并在一起，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六家本”、或“六本”所谓“六家本”，即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六臣本”则相反、以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这不同的顺序反映了对这两种注本的不同态度:六家本表明人们重视五臣注，六臣本则表明人们重视李善注。六家本产生在前，六臣本则是后来在六家本基础之重新改变了顺序而成就的本子。那么六家本到底产生在何时呢?从有关的记载看，最早的六家本是朱彝尊所称在王氏赐书堂所见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镂版，政和元年(1111)毕的蜀广都裴氏刻本 ①。这个刻本似乎仅有朱氏见到，据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遗》“五臣注文选”条引冯柳东说，他在清曹溶静惕堂处也见到过。他说:“六臣注《文选》，予尝见曹倦圃侍郎藏本，每卷首有宋崇宁五年镂版至政和元年毕工字一行，墨光如漆纸坚白无痕，盖宋代蜀笺。”似乎王氏藏本后来递传至曹溶处。但冯柳东所见的这个宋本并不是北宋原本，而是南宋嘉定(1209)翻刻本。冯柳东说:“是本遇宋讳皆缺笔，首尾有嘉定二年成都裴氏镂版印卖’字一行，是为南宋蜀本。”看来北宋崇宁五年本，除了朱彝尊外，再未有人见过，这的确是一个点。从冯柳东所说看，我们怀疑朱彝尊在王氏赐书堂所见之本，其实就是冯柳东在曹溶处所见到的本子，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北宋的刻本，就更加值得怀疑了。即使如朱氏所称广都本刻于北宋崇宁年间，它其实也并不是最早的六家合并注本。在奎章阁本没有发现之前，关于六家本的最早合成，的确在中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了。
奎章阁本《文选》据白承锡教授说，刻于朝鲜世宗十年(1428)②，其底本是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州(今浙江嘉兴)州学本。奎章阁本书末载有秀州州学于元祐九年二月所写的《跋》，略云:"秀州州学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人，凡改正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省去留一家，总计六十卷。元祐九年二月 日。”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秀州州学此本是第一次将五臣与李善全并，时间是北宋元祐九年(1094)二月;其次，合并本对所据五臣和李善两个底本进行了校勘，纠正达两万多处;第三，原五臣、李善二本文意重叠相同，合并本仅留一家的编例，始于此本，今见各合并本“善同五臣某注”或“五臣某同善注”之例，都从此而来;第四，由此知后来六家本(如崇宁五年开始刊刻，政和元年完成的广都裴氏刊本、明州本)、六臣本(赣州本建州本)都从秀州州学本而出。
奎章阁本提供的秀州州学《跋》，使我们知道了第一个六家合并注本产生的准确时间及合并的过程，这对《文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据此我们可以对六家本、六臣本确立研究的依据，并能描述该版本系统的演变线索。我们大概的结论是，秀州本之后，产生了广都裴氏刻本，又在北宋末南宋初产生了明州州学本③。南宋以后由于李善注的价值受到学人重视，对其评价已超过五臣，因此以李善注为主要依据的六臣本就应时产生了。六臣本以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但它并非是重新编纂的本子，而是在原来六家本的基础之上改变顺序,即将六家本中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顺序改为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的顺序④。现在所见最早的六臣本，大概是刻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⑤的赣州州学本。赣州本之后，又有建州本，即《四部丛刊》影宋本⑥。这个线索的梳理，都是依靠奎章阁本所提供秀州本的依据而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