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1904年10月—1989年9月20日），原名陈健相，字尚友，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陈伯达是什么时候当上毛主席秘书的呢？

陈伯达

陈伯达记得，那是1939年春，张闻天找他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他，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理所当然，陈伯达以欣喜的心情一口答应了下来。

据陈伯达回忆，当时调他去，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因此也就是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的秘书长为李六如。李六如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早在1921年便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后来，在1957年，他把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其中主人公“季交恕”便是以李六如为原型塑造的形象。

陈伯达

刚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觉得不甚适应。因为李六如分配他处理军务电文，他要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毛泽东报告，然后按毛泽东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他是“秀才”，对于打仗一窍不通。

没多久，毛泽东也看出陈伯达不适合做军务电文方面的秘书工作。陈伯达的兴趣，似乎还在那些“老古董”——孔子、墨子、老子，而这些与秘书工作毫不相干。

“我建议你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当做一些现实的研究。”毛泽东对他说。

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主席

这样，他从收收发发军务电文，改搞资料工作。用陈伯达的话来说，他成了“材料员”。毛泽东给他定了四个题目，要他收集资料。这四个研究课题是：

《抗战中的军事》。

《抗战中的政治》。

《抗战中的教育》。

《抗战中的经济》。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伯达做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后来写《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打下了基础。

陈伯达

后来，陈伯达开始协助毛泽东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毛泽东四十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毛泽东的著作一般都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毛泽东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毛泽东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

陈伯达记得，只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李维汉等起草的，陈伯达作了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改定；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毛泽东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毛泽东改定。

在延安整风中，李六如被调离毛泽东办公室。从此，李六如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陈伯达的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副院长为范文澜，陈伯达担任秘书长。这个研究院之下，又分若干研究室，陈伯达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秘书。特别是他后来所担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之职，就是做政治秘书的工作。

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了中共高层，接触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还并不很高，而工作岗位显然占据要职。陈伯达日后的飞黄腾达，那起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后来，陈伯达对他的同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杰）说“私房话”时，曾口吐真言：

“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这可以说是陈伯达毕生的“经验”之谈。他“跟准”了毛泽东，确是“最要紧”的。

至于“有自己的一批人”，那是他在中央慢慢站稳脚跟之后，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