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仁宗时期，宋朝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积贫积弱，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新政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只可惜，“庆历新政”只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失败告终。20多年后，北宋又一位改革家站了出来，此人就是王安石。

和“庆历新政”不同的是，王安石变法改革范围大、推行时间长、历史影响深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宋朝乃至明清时期，史书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例如，南宋文人罗大经曾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把王安石和秦桧同列，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

北宋的保守派之所以会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方面是因为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这个局限性必须承认。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而是讲述王安石变法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王安石变法，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类，富国之法中又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内容。其中，底层官员最不能接受的便是青苗法。因为青苗法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借贷给农民金钱和种子，农民需要按每半年二分或三分的利息来偿还给官府，后来这个利息一度增长到2倍，农民们哪能承受得起这样的高利贷？

青苗法的好处是想尽办法让百姓种地，增加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官府收入。但青苗法弊端也很明显，它强制百姓借贷，利息偏高，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此“破产”。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国”而不“富民”的体现。因此，当青苗法逐级向下推行的时候，在社会底层遇到了很大阻力。

据冯梦龙的《智慧全集》记载，宋朝名臣鲜于侁在担任利州路转运使时，因为百姓们不认可青苗法，不主动向官府借贷，王安石便派人责问鲜于侁，鲜于侁为自己辩解说：

“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智慧全集》）

鲜于侁的意思是说：“青苗法规定，官府借贷需要百姓申请。如果百姓不主动申请，我怎能勉强他们借高利贷呢？”

不得不说，鲜于侁为了不执行青苗法，在想办法钻文字的空子。但这种钻空子，得到了大部分底层官员的认同。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对鲜于侁的这种态度非常认可，认为鲜于侁的办法即给了王安石面子，又照顾了当地百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州县官府对青苗法的抵触。

因为底层不配合，王安石便加大推行力度，各州县官员纷纷骚动，有的甚至自己举报自己有罪，请求王安石将自己罢免，有的干脆主动辞职。

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邵雍曾和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齐名，他在朝为官时有很多读书人拜在他的门下。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邵雍已经归隐山林，但他的诸多门生纷纷写信前来，咨询老师眼下该怎么办，主动辞官（对抗王安石）是否合适。

没想到，邵雍回答说：

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意思是：新法虽然严苛，但现在正是你们尽力为百姓斡旋的时候，你们能对百姓宽厚一份，百姓便能得到一份好处，这个时候，怎能辞官呢？

邵雍的门生们得到老师的“指导”，恍然大悟，便不再请求辞官。因为他们知道，若自己辞官而去，王安石派来的新官，肯定比自己更加严苛。所以，这些官员们便留在社会底层和王安石周旋，为百姓们多谋一些好处。

邵雍当时已经归隐山林，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触犯到他的利益，他之所以支持门生们反对王安石，是因为他在为百姓着想，在当时，这叫“为民请命”。他认为，只要能为百姓做事，哪怕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逃避，而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也成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但邵雍等人当时并无私心，只是纯粹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

冯梦龙在编纂《智囊全集》的时候，对邵雍的这种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发人深思：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沈袾宏的人，从小熟读诗书，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因为他别号莲池，因此人称“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被佛学界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据《智囊全集》记载：

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莲池大师劝人做善事，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太弱小，做不了善事。莲池大师便指着一个板凳说：“假如这个板凳歪在了道路上，你要不要扶一下？你把它移到路边扶正，这就是一件善事。”

所以，为百姓做善事，主要还是有一颗赤心，能力大的人自然做大善事，而能力小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

邵雍乃宋朝儒学大家，莲池大师是佛学高僧，二人的思想何其相似？新时代的我们，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当遇到自己能力不足以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