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学论著和史学现象的真与伪、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优与劣、新与旧、正与邪、崇高与卑下、高雅与庸俗等的价值评判，需要一定的标准和尺度作为裁决原则，这也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卜大有十分重视史评的原则和方法，《史学要义》辑录的诸多评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了辩证的批评原则、求实的批评态度与比较的评论方法。

辩证的批评原则

辩证评论原则是卜大有《史学要义》遵循的批评原则。史家出于某种需求而编纂历史，他们的史书或在历史上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或被世俗所贬斥。但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史籍、史家都有优、缺点。故在史学评论过程中，卜大有强调史家要持辩证的批评原则，既看到史书、史家的功绩，又不隐饰其不足。

这里，我们举《史学要义》中辑录的有关《史记》及作者的相关评论为例，进一步说明卜大有史学批评中辩证的批评原则。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自成一家的标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然

《史记》一书也存有明显的缺点。

卜大有辑录司马贞之论，高度赞扬司马迁《史记》，强调《史记》为古之良史，认为司马迁承五百之运而纂《史记》，该书记载上自黄帝下讫汉代，包含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国家的礼乐刑政，君王事迹等史事都一一记载，且《史记》一书褒贬恰当，事广文局，词质理畅，有《左传》的微婉，南史的真实，故司马迁被称为“良史之才”。

同时，卜大有辑录班固之言，批评《史记》的缺点，认为《史记》虽囊括古今及百家之书，但它分散数家之事较多，议论或有疏略或有抵牾，且《史记》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崇势力羞贫贱。这一观点过于主观、片面，颇

以

事实不符。可见，卜大有《史学要义》在评价《史记》过程中，并不以《史记》在史学上的巨大贡献而忽视其缺陷，充分体现了辩证的批评原则。

《史学要义》中卜大有对其它史书的评价也体现了辩证的批评原则。例如，对《汉书》的评论也是得失并举，他引范晔之言，认为班固《汉书》以“宣汉”为主旨，极力鼓吹“汉绍尧运”来彰显汉代功德，同时出于“宣汉”的目的，班固断代为史，创立了纪传体断代史。为了突出刘邦，《汉书》把《高帝纪》置于首篇，以此说明汉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指出《汉书》记述“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司马迁、班固皆可以称为“良史之才”。同时强调《汉书》文赡事详，认为后来的史书如若能像《汉书》般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详赡有体，则必定会扬名于世。

然而，《汉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卜大有引郑樵之说，认为班固《汉书》为宣传“汉绍尧运”说，因而断代为史，致使“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甚至指出班固《汉书》乃抄袭而成，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皆窃司马迁之书，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则资于贾逵、刘歆，又有曹大家（班昭）帮助完成班固未完成的篇章，认为班固真正完成的只有《古今人表》。

由此可见，《史学要义》中卜大有给予《汉书》极高评价的同时亦指出《汉书》的缺陷，这无疑是一种辩证的评论方法。当然，这种评论是有失公允的，尤其卜大有辑录的郑樵之论。

综观上述，辩证方法是卜大有《史学要义》遵循的批评原则，书中坚持辩证地看待史书、史家，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缺点。

这种辩证的批评方法纠正了部分史家“以篇概全”的思想，使得评论更为客观与公正，同时使史家在治学过程中更理智、更客观。可以说，辩证的批评原则是史学批评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辩证的看待事物的好坏，利用其优点，克服消极的一面，从而推动中国史学向好的方向发展，促进史学的繁荣。辩证的批评方法在今日仍是重要的史学批评方法和原则。

求实的批评态度

求真求实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然而长期以来，为亲者、尊者讳的现象存在，加之著史者难免个人好恶与认识能力的限制，修史治史过程中“喜怒随意，曲直任情”从而导致“叙致浮杂，褒贬失当”，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如前所述郑樵在评史过程中存有偏颇的现象，他认为司马迁《史记》是继孔子《春秋》后唯一一部佳作，给予了司马迁极高的评价。但他认为班固是“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以龙与猪来比喻司马迁和班固，指出司马迁、班固不可同日语。其评价有失中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作为一名进步史家，卜大有认为历史记载只有名实相符才能发挥出“彰善惩恶”的功用。故《史学要义》中卜大有大量辑录秉持严谨、实事求是治学态度的考证史评，对一些史事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前人著述中诸多不实之处。例如，卜大有引王应麟的观点，对“班固谓司马迁《史记》十篇有录亡书”进行了辩论，这里，不仅一一分析十篇的存亡情况，而且举《古文尚书》为例，认为两汉诸儒未见《古文尚书》是由于两汉时期《古文尚书》尚未发掘。认为班固说司马迁《史记》中《景纪》、《武纪》、《汉兴以来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传勒蒯成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十篇“有录无书”的原因也是由于书籍晚出，班固未见的缘故。进而他强调人们不可因某一事物晚出而认为它不存在。

又如，《史学要义?诸儒论史记》中对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班固认为司马迁离经叛道，指出司马迁《史记》“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力而羞贫贱”，强调这是司马迁遭极刑之因。

卜大有引晁氏之观点，对这一评价进行了反驳，在这里，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对司马迁《史记》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崇势力羞贫贱等原因作了客观评价。指出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穷奢极多、海内凋弊，不如文景推崇黄老无为而治时期。文景之时，由于推崇黄老无为而治，从而出现“天下饶给”局面，这是司马迁《史记》先黄老后六经的原因；武帝时期，由于用法严厉，群臣会因一言忤旨而被诛，然获罪之人可以用货物来赎罪。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因家贫无财贿而受腐刑，这是司马迁《史记》退处士进奸雄的原因；司马迁《史记》崇势力羞贫贱是由于他“自伤特以贫，故不能

自

免于刑戮”。这些分析和辩说均与司马迁出发点相符，具有进步意义，体现出了史家求实的批评态度。

综观上述，《史学要义》辑录的文章处处展现了求真求实的批评态度，卜大有把求实视为史家的根本责任，倡导史家治史要秉持求实的态度，从而得出公允的见解，强调只有秉持求实的态度，真实的历史才能被还原，史学才会发挥出功用。

比较的评论方法

比较的评论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前提，它通过对不同史书、史家的对比，分析其异同，从而探索出史书、史家之间的“共性”与“个性”。

在中国史学上诸多史家治史过程中都广泛采用比较的方法来揭示事物的特点。如司马迁《史记》、刘知幾《史通》等都是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观点的。卜大有极力倡导比较的评论方法，他认为进行史学研究时只有通过比较，事物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才会更好地揭示出来，人们才得以更好地了解、把握某一史学现象的特点。卜大有辑录诸多比较评论的言论于《史学要义》，书中比较评论的形式多种多样。

总体上看，《史学要义》中的比较评论有纵向、贯通的比较，有横向、微观的比较。

纵向、贯通的比较，如卷一之《历代史官建置》中卜大有摘录陆深《史通会要?建置》之文，将黄帝至明代的史官名称变化、设置情况与史官职责等进行了贯通的论述，使人清晰地把握上古至明史官制度的沿革演变，横向、微观的评论，如卷五之《二唐书》中卜大有赞同杨慎观点，这里，对新旧《唐书》进行对比研究，强调旧《唐书》问答具备，首尾相互照应，千年之后亦好像面对面交谈。指出新《唐书》剪裁隐晦不显著，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嘅。认为这是由于欧阳修在宋代以文章闻名，而刘昀在五代不以文章闻名，因此宋人仅夸赞当代以诬后世的缘故。

具体而言，《史学要义》中比较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史家之比较、有史书体例得失的比较、撰述思想的比较、编次安排的比较、编撰方法的比较、史书笔法的比较等。

史家比较的

突出

例子是《论司马迁班固范晔司马光吕祖谦》，该文引述朱熹之言，对司马迁、班固、范晔、司马光、吕祖谦等史家进行了比较评价，该段话中将《史记》至新旧《五代史》的史法得失进行了比较。

认为司马迁集群书而成《史记》，该书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事详细记载，然而《史记》“驳而不纯”，后世宗迁法者应取纯而宗之；班固《汉书》沿袭司马迁，其史法与《史记》不相上下；《后汉书》作者范晔“诡异好奇”，因而其书也如此；陈寿《三国志》“任私意而好文”，因而该书的功绩往往被史家所忽视；《晋史》由于成书于唐朝，因而过度赞美太宗，且该书各种繁芜琐碎之事都会记载，繁简不当，甚失史体。

李延寿《南史》、《北史》遣辞记事颇为得中，但两书事迹“污秽”；《隋书》成书于唐亡之时，因而该书言语“徼

讦

好恶”；旧《唐书》文与事不相称，新《唐书》记载虽然完备，但其文“有作为之意”；新旧《五代史》成书于宋朝，旧《五代史》为薛居正编撰，新《五代史》为欧阳修编撰。然而新《五代史》一出，旧《五代史》就被废，可见新书之优越。

结语

综上所述，《史学要义》辑录了大量比较方法的运用，有纵向、贯通的比较，有横向、微观的比较，有史家之比较，有史书之比较等等。表明卜大有高度重视比较方法运用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可看出卜大有己把比较的评论方法作为史学批评的一种常用方法。通过比较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特点，有助于人们冲破史学研究领域封闭、僵化的局面，克服史学研究的片面性。这也就证明，比较评论的方法是治史的一条宝贵经验，亦是史家成就著名论断的重要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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