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西南重镇重庆。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市军管会）仅仅用了53天，就完成了对这个满目疮痍、破败凋敝的城市的接管，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奇迹。

同时，二野还抽调部分曾参加过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接管工作的技术人员、中共华东局干部，以及进步青年、学生等，组成西南服务团，参与重庆的具体接管工作。西南服务团团员们广泛联系各界群众，无私无畏、浴血奋战、呕心沥血，为接管山城，作出了重大贡献，用血与汗谱写了一首山城之歌。

近日，“重走重庆解放之路”记者走进涪陵区望州公园。苍翠之间，有一座黄墙青瓦的两层小楼——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历史陈列馆，向来者展示着解放大西南的故事。

陈列馆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记录了接管重庆时的一幕幕……

13小时抓获特务1300多名

当时的重庆，既是西南重镇，又是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全国最后一个解放的大城市。

“由于长期处于反动统治下，重庆市场萧条、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西南服务团老战士、原重庆市话剧团副团长阎彬告诉记者，初到重庆，他看到的是满目疮痍——朝天门一带，除了几个大银行还保存着，其他建筑大都被烧毁；光天化日下，散兵游勇、流氓等公然持枪抢劫、哄抢公物、强占民宅；武装匪特猖狂，各种破坏活动不断发生，社会治安极其混乱……

“生产停顿、商业歇业、交通阻塞、人心不安……这一切乱象亟待从头整顿！”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刘明辉在回忆录中说，作为当年亲身参加解放重庆、接管山城的一员，每当回首往事，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刘明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迅速解放重庆，彻底捣碎蒋介石的复辟巢穴；二是接管好这个大城市，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加快了接管重庆的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3日，人民政权的第一个标志——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开始全面接管工作。刘明辉是委员之一，兼军管会公安部部长。

根据党中央关于入城接管的方针、政策，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治乱措施，并在一个月时间里，收容遣散了散兵游勇9000多人，收缴了上万支枪和数吨弹药。

接管工作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根据地下党和群众的检举，在掌握大批线索的基础上，从1950年1月18日零时开始，全体公安干警和警备部队经过13小时的奋战，抓获特务1300多名。

特务的嚣张气焰基本上被打下去了，社会治安迅速转好，有力保障了各项接管任务的胜利完成。

接管期间，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还对已经登记的旧警人员采取改造的方针，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意愿，分别安排担任刑事、交通、消防、户籍警等工作，对维护当时的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为加强公安队伍建设，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成立了20个公安分局和100多个派出所，完成了接管治乱。

一次有温度的文艺接管

“全城欢声雷动，爆竹喧天，百万市民庆幸黎明到来。解放军大军昨日由南岸渡江进入市区……”1949年12月1日，《大公报》报道了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消息。

“重庆解放了！”这一喜讯传到了正在向重庆挺进的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听到这个好消息，文艺大队急速行军，并随解放军接管重庆。

“到达重庆后，根据上级决定，我们文艺大队改为重庆市文艺工作团。”阎彬说，在此基础上，工作团吸收了大批热爱文艺的青年和专业演员，同时还接管了演剧十二队、原总统府管乐队、阮氏魔术队等。

那年，阎彬只有15岁。在他的记忆里，接管工作是有温度的。

“国民政府的这些管乐队、魔术队虽然收入还不错，但受当时‘三教九流’思想影响，他们长期被人瞧不起，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阎彬回忆说，管乐队成员大多数在50岁左右，接管时，他们集体敬礼，姿态卑微。

“我们不分等级，都是平等的，现在大家都是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啦！”听到接管负责同志的这番话，管乐队成员们眼里蒙上了薄雾……这一幕，令90岁高龄的阎彬至今印象深刻。

重庆解放初期，随着文工团逐渐壮大，其首要任务是深入学校、工矿、农村，以多种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把欢乐的腰鼓在山城敲响，把延安的大秧歌扭遍大街小巷……

西南服务团文教大队也于12月上旬抵达重庆，队员刘华伯参与了重庆大学的接管工作。

“所谓接管，主要办了两件事。”刘华伯回忆，第一件事是帮助解决教职工的工资发放问题，安抚教职工情绪；第二件事是成立了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开始主持学校工作。

校务委员会筹建工作刚告一段落，刘华伯就接到新任务——因中小学寒假将至，决定在寒假期间举办中小学教师寒假研究会，组织广大教师进行时事政策学习。

“当时，干部少，学校多，情况复杂。”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文教大队的方针首先是迅速复课，废止反动课程及反动的教导制度，保护校产、图书、校具、档案，准备接管。同时，除组织领导寒假学习，还立即着手编审教材、拟定课程，翻印一批老解放区教本，推动各学校接管工作顺利完成。

接与管并行，尽快恢复交通

交通是经济的命脉。一开始，重庆市军管会就着眼交通领域的尽快恢复，接与管并行。尤其在通邮、公共汽车通行、两江复航等方面，接管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大量努力。

在西南服务团历史陈列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邮电中队接管邮政局的留影——青年们风华正茂，身兼重任。

时间回到75年前。1949年12月3日，西南服务团邮电中队装运着30多箱崭新的“人民邮政”邮票，经海棠溪过江，从储奇门登岸进入重庆城，进驻原国民党东川邮政局。

这套具有时代意义的人民邮政邮票，在重庆解放后的第6天，正式在重庆发行使用，这也意味着重庆人民邮政的正式建立。

这背后，历经了千难万险。有邮电中队队员回忆，为防御沿途武装特务、匪徒袭击，行进中，武装战士站在运送车辆驾驶室门的两边，用身体护卫邮票。艰难的还有需要沿途自筹食宿，队员们常因筹不到口粮，只能在饥饿中行进，找不到宿营地，只能在荒野露宿。

交通方面，当时，重庆能行驶的公共汽车仅11辆，勉强维持着6条线路的营运，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1949年12月8日，重庆市军管会接管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在次日召开的工人代表座谈会上，刘伯承讲话说，必须尽快恢复生产，恢复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公共设施。

为尽快恢复两江航道航行，重庆市军管会交通接管委员会挨个解决复航手续、船只修理、运费确定等问题，先将港内各线轮渡恢复。其中，首先恢复望龙门—龙门浩线、储奇门—海棠溪线；其次，逐渐恢复朝天门—野猫溪线、朝天门—弹子石线、朝天门—寸滩线；随后，重庆—北碚、重庆—合川、重庆—宜宾等航线也逐步恢复。

1949年12月上旬，市内各线轮渡先行恢复。12月下旬，整个长江航运恢复。

时任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在《重庆解放与接管的回忆》一文中谈到，经批准，1950年1月18日，全城统一行动，控制了交通要道，缴枪的、自首的、检举的都不少，“这次行动，对敌人震动很大，人民拍手称快，大得人心。”

稳定物价，保障群众利益

由于国民党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重庆解放时，币制极为混乱，伪银元券、银元、黄金、外币和少量的人民币同时流通。一些金融投机分子猖狂活动，使各行业资金周转和正常的市场流通发生困难。

为力促市场恢复，使全市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1949年12月10日，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布告，明令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币制，宣布银元券作废。

同时，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重庆市军管会决定按人民币（旧币）与银元券100∶1之比率，限期进行收兑。全市开设七十余处兑换所，5天时间里，共收兑银元券10128780元，兑出人民币1012878000元。至此，银元券很快退出流通。

重庆市军管会相继公布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西南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严禁金银外币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严格取缔金银黑市交易，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市总工会筹委会等单位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开展禁用银元宣传。同时，市公安局对四十余名继续进行金融投机的分子，进行逮捕惩处。

此后，人民币稳步占领市场，为恢复与发展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交通运输的恢复以及财政金融的整顿，各种经济关系初步理顺。

资料显示，接管期间，有相当一部分公私工商企业开始恢复生产或复业。

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档案室一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记录着当时接管电力企业的情况：1949年12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陆续接管电力企业，并开始抢修改造被破坏的电力设备。

当月，弹子石被服厂、豫丰纱厂、中南橡胶厂、利华橡胶厂、宝源煤矿等先后复工，其中有些厂的产量还超过了解放前。生产的部分恢复和发展，标志着重庆的混乱状态基本结束。

1950年1月13日，市民政局、建设局、劳动局、文教局、工商局、企业局、市人民法院等宣告成立，人民政府的职能开始得到发挥。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人民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刘伯承、邓小平和重庆市军管会及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24日，陈锡联在会上公开宣告：“从总的方面说，现在我们的接收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转入正常的管理阶段了。”

短短53天时间里，重庆市军管会胜利地完成了艰巨复杂的接管任务。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这样一支无私无畏的干部队伍，他们为接管山城浴血奋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用血与汗谱写了一首山城神曲。”刘明辉在回忆录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