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萧克和贺龙是中国革命的两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却不知他们之间曾有过四次不小的矛盾。这两位红军将领，一个出身湖南，一个来自四川，本是连襟关系，本该亲如兄弟。可谁曾想，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场，他们却因为一些军事决策和个人观点的分歧，多次闹得不欢而散。从后坪战斗到便水之战，从红二、六军团会师到八路军120师的争执，萧克和贺龙之间的矛盾仿佛一条若隐若现的红线，贯穿了他们共事的岁月。这些矛盾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第一次矛盾：后坪战斗的战略分歧

1935年3月，红二、六军团刚刚在贵州东部木黄地区胜利会师不久，就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蒋介石为了消灭这支革命力量，调集了湖南军阀何健、湖北军阀徐源泉以及一部分中央军，总兵力达11万之众，对湘鄂川黔苏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面对这支庞大的敌军，红二、六军团的处境异常艰难。当时，红军的总兵力仅有一万余人，还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在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下，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成为摆在红军指挥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贺龙和萧克作为红二、六军团的两位军团长，对于应对之策产生了严重分歧。贺龙主张采取外线作战的策略，他提议率领主力向常德和桃源方向运动，待敌人回师救援时，寻机歼灭其中一路，然后再各个击破。贺龙认为，以红军当前的兵力，正面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才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创造有利战机。

然而，萧克却持不同看法。他主张沿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打法，在内线展开作战，进行阵地防御。萧克认为，虽然红军兵力处于劣势，但若能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构筑坚固防线，未尝不能抵挡住敌人的进攻。他坚信，只要红军将士同心协力，就能够在防御战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后续反击创造条件。

两位军团长意见相左，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表决来决定最终的作战方案。作为红二、六军团的政治委员，任弼时的态度就显得尤为关键。经过深思熟虑，任弼时最终支持了萧克的观点。于是，红军高层通过决议：采取内线作战的策略。

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当红军与敌人正面交锋时，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根本无法抵挡住敌人的猛烈进攻。敌军利用其优势兵力，对红军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红军将士虽然奋勇抵抗，但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局面很快变得岌岌可危。

眼看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贺龙再次提出建议，主张集中兵力先歼灭敌人的一路，以改变被动局面。这一次，萧克和任弼时都同意了贺龙的提议。经过侦察，他们发现敌军中冲锋最猛的是李觉的第19师，于是决定先把这股敌人吃掉。

为此，红二六军团在后坪镇精心设伏，出动了八个团的兵力。诱敌的重任则交给了红六军团第18师53团。然而，计划终究赶不上变化。3月21日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红军的部署。为了避雨，53团擅自放弃了关键的鸡公垭高地，后撤休息。

第二天天刚亮，李觉的先头部队就占领了鸡公垭高地，而且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红军精心制定的歼敌计划就此落空。为了夺回这个战略要地，红二六军团不得不出动多支部队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整整一天的血战，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两名团政委牺牲，800多名战士伤亡，却最终未能夺回阵地。

这场战斗的失利，不仅暴露出红军在兵力和装备上的劣势，更凸显了内线作战策略的局限性。然而，战后的反思中，萧克和贺龙再次出现了分歧。萧克对53团擅自放弃鸡公垭高地的行为避而不谈，却指责红二军团第4师没能在最后关头拿下敌人的阵地。贺龙对此很不满，认为萧克"不诚实"，没有正视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

后坪战斗的失利，不仅造成了红军的重大伤亡，也在萧克和贺龙之间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这次分歧，成为他们日后多次矛盾的开端，也为红军的作战方针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第二次矛盾：便水之战的突然撤退

1936年初，红二军团在长征途中来到了湖南西部的芷江以西地区。经过漫长的跋涉，部队急需短暂休整。然而，敌人的追击依然紧密，尤其是李觉纵队的16师，如影随形地紧咬不放。

贺龙和任弼时等人经过深入讨论，决定抓住这个战机，利用晃县和芷江交界处的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对敌16师实施伏击。这不仅可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还能为红军争取宝贵的休整时间。经过实地侦查，他们最终将伏击地点选在了便水一带。

根据作战计划，红六军团负责主攻，而红二军团则承担打援的任务。这个分工充分考虑了两支部队的特点和优势，红六军团以灵活机动著称，适合突袭；红二军团则以坚韧著称，更适合阻击援军。

1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了伏击圈。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一名红6军团的年轻战士因为紧张，提前开火，打乱了原定的伏击节奏。原本应该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瞬间变成了遭遇战。

敌16师师长章亮基虽然措手不及，但很快稳住阵脚。他一面组织部队固守，一面向李觉发出紧急求援信号。李觉接到消息后，立即率领19师和63师火速增援。

贺龙见敌援迅速赶到，当机立断，命令红4师和红6师立即投入战斗，从左右两侧向敌人展开包抄。这个决定显示了贺龙作为指挥员的果断和灵活。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红军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虽然红二六军团拥有多个师的番号，但实际上总兵力仅有2万多人。相比之下，李觉纵队却有3万多人，而且在火力上更占优势。面对这种局面，萧克开始对战局产生了不同的判断。

萧克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战前制定的歼敌目标已经无法实现。继续作战只会徒增伤亡，不利于长远。基于这种考虑，萧克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率领红六军团撤出战斗。

这个决定无疑给战场局势带来了巨大影响。原本红军还处于进攻态势，萧克的突然撤退使得战场形势瞬间逆转。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顿时陷入了被动，面临着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贺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得不迅速调整战术。他指挥红二军团且战且退，艰难地寻找突围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红二军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不少战士也负伤或失散。

便水之战的结果，与红军最初的预期相去甚远。不仅没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而使自身陷入了被动局面。这场战役的失利，不仅造成了红军的重大损失，也加深了萧克和贺龙之间的矛盾。

战后，贺龙对萧克的突然撤退行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关键时刻抽身而退，不仅影响了整体战局，也使得红二军团陷入了危险境地。贺龙认为，即便形势不利，也应该与战友并肩作战，共同面对困难。

萧克则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继续作战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及时撤退，保存有生力量，对于长远的革命事业更为有利。他强调，军事指挥要从全局出发，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

这次分歧，不仅反映了两位将领在军事指挥思想上的差异，也暴露出红军内部在重大决策上缺乏统一协调的问题。便水之战后，萧克和贺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彼此的信任也受到了动摇。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经历了这次挫折，红二、六军团仍然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在后续的长征中，他们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而萧克和贺龙之间的矛盾也将在未来的革命实践中继续发酵。

第三次矛盾：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指挥权之争

1936年6月，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红二、六军团终于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地区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不仅标志着两支红军主力的成功会合，也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在这看似喜悦的时刻，一场关于指挥权的争执悄然展开，成为萧克和贺龙之间的第三次重大矛盾。

会师之初，两支部队的指挥体系仍然保持相对独立。红二军团由贺龙任军团长，红六军团则由萧克担任军团长。这种双头领导的模式在短期内还能维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统一指挥的需求日益迫切。

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致电红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尽快北上，与主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合两个军团的力量，实现统一高效的指挥，成为摆在萧克和贺龙面前的一道难题。

贺龙主张，应该按照红军的传统做法，成立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他提议自己担任前敌总指挥，萧克担任副总指挥。贺龙认为，这样的安排既能保持指挥的统一性，又能充分发挥两位将领的才能。

然而，萧克对这个提议并不赞同。他认为，既然两个军团已经会师，就应该彻底打破原有的组织框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军团。萧克建议，可以参考中央红军的做法，成立类似于"方面军"这样的更高一级的军事组织，由双方共同领导。

这两种方案看似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实际上反映了两位将领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贺龙的提议更注重实用性和延续性，而萧克的建议则体现了更为长远的战略考虑。

争执一时难以平息，双方各执己见。为了打破僵局，他们决定向党中央请示。然而，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电报往来需要很长时间。在等待中央回复的日子里，两位将领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

这种紧张局势很快影响到了整个部队。原本同甘共苦的战友，因为各自长官的矛盾而产生了隔阂。一些基层干部甚至开始担心，这种分歧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就在局势愈发复杂之际，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面对危急形势，贺龙和萧克顾全大局，暂时搁置了分歧，共同指挥部队投入战斗。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红二、六军团展现出了高度的战斗力和协同能力。贺龙凭借丰富的战场经验，指挥部队灵活机动；萧克则发挥其严谨细致的特点，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两人的优势得到了互补，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让萧克和贺龙重新认识到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面对共同的敌人，个人恩怨显得如此渺小。

战后，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贺龙表示，愿意放弃前敌总指挥的提议，支持成立更高一级的军事组织。萧克也表示，在新的组织框架下，愿意全力配合贺龙的工作。双方达成共识，决定共同向中央请示，组建西北军政委员会。

1936年10月，中央对此作出批复，同意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主席，萧克任副主席。这一决定既体现了对贺龙丰富战争经验的肯定，也顾及到了萧克的感受，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不仅解决了红二、六军团的指挥权问题，也为后续的长征和抗日战争做好了组织准备。这次矛盾的化解，展现了革命领导人以大局为重的政治智慧，也为萧克和贺龙之间的关系缓和创造了条件。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就此停止。随着形势的发展，萧克和贺龙之间的矛盾还将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他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也将有更多的机会展现各自的才能。

第四次矛盾：抗战初期的战略分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序幕。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战略，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在这一背景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和萧克分别担任第120师和第129师的师长。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贺龙和萧克在战略方针上再次出现了分歧。这次矛盾主要体现在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上，成为两人关系中的第四次重大冲突。

贺龙主张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他认为，八路军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主动出击，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贺龙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强调要通过不断的小规模作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壮大自身实力。

贺龙的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1937年9月，他指挥120师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运输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场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随后，贺龙又领导部队在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逐步建立起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相比之下，萧克则倾向于采取相对保守的战略。他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应该以保存实力为主，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萧克主张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逐步削弱敌人的统治。他特别强调要注重政治工作，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

萧克的这一思路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在他的领导下，129师在山东地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工作，建立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通过发动群众参与抗日，萧克成功地在敌后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为后续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两种不同的战略思路各有其优势，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这种分歧却常常导致协调困难。

1938年春，日军对华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面对敌人的进攻，贺龙主张集中兵力，给予日军重创。他提议120师和129师联合行动，在合适的时机对日军实施伏击。然而，萧克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不宜与之正面交锋。他建议两个师分散行动，各自在所在地区开展游击战。

这次分歧最终上报至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萧克的建议，要求两个师暂时分散行动，避免与日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这个决定让贺龙感到十分失望，他认为错过了一次打击敌人的好机会。

尽管如此，贺龙仍然严格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他带领120师转入太行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120师虽然没有与日军发生大规模战斗，但通过不断的小规模袭扰，成功地牵制了大量日军。

萧克则带领129师深入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他组织部队深入农村，帮助农民收割粮食，发动群众参与抗日。通过这些工作，129师在当地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后续的抗日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8年秋，日军再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这次，贺龙和萧克的分歧再次显现。贺龙认为应该集中主力，在日军薄弱环节实施突击；萧克则主张分散兵力，避实就虚，以游击战消耗敌人。

面对这一分歧，八路军总部再次进行了协调。这次，朱德总司令采纳了贺龙的建议，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对日军实施局部反击。1938年10月，八路军在山西省武乡县皇甫村地区集中兵力，对日军发动突袭，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证明了贺龙战略思想的正确性。

皇甫村战斗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贺龙和萧克之间的矛盾。萧克也开始认识到，在适当的时候实施主动出击的重要性。而贺龙则更加重视群众工作，认识到只有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人之间的分歧完全消除。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他们在具体战术和策略上仍然存在不同看法。这种分歧一方面反映了两位将领不同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抗日战争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五次矛盾：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权之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和平的曙光并未如期而至。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迅速陷入了争夺全国政权的内战中。在这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大决战中，贺龙和萧克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之间的第五次重大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

战争初期，贺龙和萧克分别担任晋绥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司令员。两人在各自的战区内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特别是在1947年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后，两人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再次产生了分歧。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华北军区，以统一指挥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在这一重大决策中，贺龙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而萧克则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参谋长。这一人事安排引发了两人之间新的矛盾。

贺龙认为，作为资历较深的老将，他应该担任华北军区的司令员。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出色表现，以及在晋绥军区的丰富经验，都使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贺龙认为，只有由他来统领华北军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中央的决定并未如贺龙所愿。这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和不满。在一次军区会议上，贺龙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央的人事安排存在不合理之处。这一言论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萧克则对中央的决定持不同看法。虽然他在军衔上低于贺龙，但萧克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参谋长的作用同样关键。他认为，自己在山东军区的经验，特别是在组织大规模作战方面的才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华北军区参谋长这一职务。

萧克在会议上表示，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应该以大局为重，全力支持华北军区的工作。他还婉转地批评了贺龙的言论，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应该团结一致，而不是纠结于个人得失。

两人的分歧很快引起了中央的关注。毛泽东亲自过问了这一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维持原有的人事安排，但同时对贺龙和萧克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强调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贺龙和萧克之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两人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仍然存在分歧。例如，在准备著名的平津战役时，贺龙主张采取大规模的围城打援战术，而萧克则倾向于采取逐步蚕食的策略。

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北军区的指挥效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多次召开会议，协调贺龙和萧克的关系。聂荣臻强调，在这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中，个人恩怨应该放到一边，全力以赴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在聂荣臻的调解下，贺龙和萧克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两人在一次私下交谈中达成了共识，决定搁置分歧，共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努力。

这种和解很快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体现。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平津战役中，贺龙和萧克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贺龙凭借丰富的战场经验，指挥部队灵活机动；萧克则发挥其严谨细致的特点，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平津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为解放军占领北平（今北京）奠定了基础。

平津战役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贺龙和萧克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实质性的化解。两人在这场战役中的密切配合，展现了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的政治觉悟，也为他们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贺龙和萧克的关系也逐渐缓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两人再次携手合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贺龙和萧克之间的五次重大矛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同思想、不同策略的碰撞与融合。他们的矛盾与和解，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成长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