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20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

在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

由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使得社会一直处于弱小和疲软状态，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苏联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消失了，这就使得苏联民众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情感没有制度化的渠道得以有效而真实地表达和宣泄。其中的某些内容便借助于政治笑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毕竟报纸编织的童话无论多么美妙，排着长龙的队伍和空空如也的肚子是糊弄不了大家的。

比如有这么一则笑话讽刺当局官媒：

“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来传播苏联政治笑话;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政治笑话，其中约一半都是关于苏联的政治笑话;

中苏关系恶化直至80年代末，中国也流传着不少苏联的政治笑话，关于苏联的政治笑话，一度是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报最受欢迎的栏目，除此之外，地方出版了一些专门收集苏联政治笑话的小册子。

苏联政治笑话一度被人戏称为人类瑰宝，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即便苏联解体三十多年，很多苏联政治笑话至今读来仍令人人捧腹大笑，可谓历久弥新，经典流传。

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间段，1917年到1953年和1953年到1991年时期。慈父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则进入苏联政治笑话的鼎盛时代。

有趣的是随着苏联解体，苏联民众越来越具有政治自由的时候，苏联政治笑话反而开始衰落退出历史舞台，再不复60-70年代的强盛时期。

从传播速度上来说，斯大林时期，一则政治笑话会在“两到三天内”传遍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一则新的政治笑话一旦产生，要不了多久立马就会传遍全城。

苏联民众聚会聊天的开场白经常是“你听过那个关于……的笑话吗”。

克格勃在70年代曾进行过政治笑话流传速度的实验，实验结果是一则政治笑话在6-8小时左右便会传遍一座如莫斯科市大小的城市。

20世纪中叶，苏联官方将政治笑话定性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在社会危机的时候具有煽动性的功能”。

《苏俄刑法典》中有一条：“反革命鼓动宣传罪”，从30年代初开始，苏联当局开始禁止讲政治笑话或者记录政治笑话，认为这种行为是“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

比如，有一名技术学院的学生因为说“基洛夫被杀后，面包变得便宜了；如果斯大林被杀了，事情将变得更好”，随后该学生被捕入狱判了10年。

一位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过他母亲买鱼时的经历，他的母亲在小镇上排队买鱼，一位妇女问鱼贩“你这鳀鱼怎么这么脏，而且还有怪味”，另一个顾客语带嘲讽说道“因为他们都是斯大林的鳀鱼”，随后这个人被告发送进劳改营。

苏联民众还特别幽默的编排了这种犯罪的笑话：

两名劳改营犯人在谈论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

其中一个人说，“我是因为懒惰。”

另一人问道:“什么意思?你没有好好工作?“不。我整夜在听我的一个朋友讲笑话，最后我想，该睡觉了，到明天早上我就向警察举报他。”

“那为什么说是懒惰?”

“他一直讲到第二天晚上。”

斯大林时期，大量的苏联民众因为讲政治笑话，定为“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后逮捕，苏联历史学家

麦德维杰夫曾经说，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当局命令释放所有因笑话而被捕的人，当时成立的监督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曾提供给他一个数据，说这些“因笑话而被捕的大约有20万人”。

当时因讲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人大部分都是判3-5年，当时社会上甚至产生了关于这类判刑的笑话：

劳改营中的犯人们问一名刚来的犯人判了多少年新来的犯人回答，“25年”

“犯了什么罪?”

“我没犯任何事情，我是无辜的。”

“别编故事了，无辜的人只判5年。”

慈父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笑话主要是针对其所实施的恐怖统治，比如：随意逮捕、流放所谓的“人民敌人”，官方宣传的政治口号以及所采取的树立模范、典型手段的欺骗性，缺乏信任的社会氛围，对党进行的大清洗，以及集体农庄，过度倾向重工业等方面。比如：

“可以批评希特勒吗?

“当然可以，就跟批评斯大林一样。

首先，你必须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然后盖上两条，最好是三条棉被，然后最好把两个枕头放在用毛毯襄着的头顶上。

最后，你小声地说出你心里对那独裁者想说的话，必须把时间严格限在五分钟之内。”

赫鲁晓夫上台后，基本叫停了因为讲笑话而被定为“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因此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发展非常迅速，政治笑话的目标和范围不断扩大，讲政治笑话和听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党政工作者对此也毫不忌讳。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些官方文件中都有引用当时一些流行的政治笑话。

苏联学者米龙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他们不得不停止逮捕讲关于赫鲁晓夫政治笑话的人，否则他们将把整个国家的人监禁起来”“整个社会由潜在的讲政治笑话和听政治笑话的人组成”

苏联各个时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身心方面的缺陷，在政治笑话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描述和讽刺，有时一些爱开玩笑者甚至用粗俗的语言来对领导人的性格进行讽刺。

比如，赫鲁晓夫的急性子、过于匆忙和容易激动，勃列日涅夫的愚蠢、好大喜功、贪婪名誉及财物，甚至斯大林性格方面的专制都在这一阶段的苏联政治笑话中体现出来。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

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

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

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

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列宁快去世了，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

“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

“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

“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

“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没问题!”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做什么手术?

扩胸。

为什么?

勋章没地方挂了。

(勃列日涅夫有浓郁的“勋章情结”，以发奖章、勋章的方式颂扬自己治理下的苏联社会，成了勃氏工作日程中最重要的事，并对此走火入魔，网上人称“苏勋宗”)

1918年，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荒，连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都在开会时饿晕了。列宁随后建立“疗养食堂”，以保障革命事业，革命干部的工作。

可是这项临时措施在后来慢慢演化成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品牌琳琅满目。苏共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愈演愈烈，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布尔什维克来了怎么办？”

苏联一直优先发展重工业，可是在苏共执政74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排队，所以民间流传关于排队的笑话段子特别多。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

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

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政治笑话虽然是一种口头作品形式，与一个国家的民间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根本上还是由其政治体系所决定的。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日益暴露出其缺点和弊端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肯定会逐步凸现出来，这必然会导致某种社会抗议形式的出现，无论是行动上的，还是如苏联政治笑话这种心理层面上的。

曾有人这样形容苏联政治笑话：“与其是讲笑话，毋宁说是历史”，苏联政治笑全面且深刻地揭露了苏联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日益突出的弊端以及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影响。

透过苏联政治笑话也可以深入了解苏联的人心向背，以及它的解体和苏共败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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